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

本文简要介绍了莫高窟供养人画像调查统计的数据,概括地论述了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历史分期,并具体论述了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世俗化演变轨迹,有助于人们从供养人画像这一具体视角见证敦煌佛教艺术在唐代以后日益中国化、世俗化的演变轨迹。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 :北朝时期 ,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其实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 ,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约自北魏太和年间开始直到北朝末 ,除北齐时京畿地区不设乡里之外 ,均设有乡里编制。不同于前代的是 ,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 ,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 ;相反 ,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 ,并依托“村”组织活动 ,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     

摩崖石刻填色技术要求的探索与实践——以七星岩摩崖石刻为例

摩崖石刻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种表现,所谓摩崖书法,主要是指镌刻在天然石壁之上的一些书迹。据冯云鹏《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日摩崖。＂为摩崖石刻书法填上颜色古来就有之,好的填色技法能使摩崖石刻书法更容易让人们领略其气韵与神采,同时更能反映出摩崖石刻书法作品中的时代风貌与个体风格特征。本文以七星岩摩崖石刻填色的实际工作为例,试从填色工具与颜料、填色操作者的技术能力要求、重视摩崖石刻的个体风格特征等几方面给予简要阐述,以此作为对摩崖石刻填色技术与要求的初步探索。     

岑仲勉教授对石刻碑志等史料的考释——以唐与朝鲜半岛关联石刻等史料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岑仲勉教授(1885-1961)20世纪前半期活跃于中国史学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他研究领域广博,涉及隋唐史、中西交通史、黄河变迁史、古代姓纂谱系、西北民族等。对此,学界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然而,岑著中有关中古石刻碑志,特别是唐朝东北边疆,以及对石刻碑志中涉及唐与朝鲜半岛政权交往的诸多人物事件的研究,学界至今却鲜有论及。鉴于此,探讨岑教授对石刻碑志的考析,发掘其中涉及的唐代东北边疆乃至朝鲜半岛人物事件,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文化景观结构的地域整合与旅游开发——以徐州汉文化景观为例

由文化景观结构地域整合研究的理论背景出发,以徐州汉文化为例,分析了徐州汉文化景观的结构及其形成的地理历史基础;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徐州汉文化景观结构的地域整合与历史演变过程,并划分为四个时期;最后,就徐州汉文化景观结构的地域整合对旅游开发的意义作了阐述。     

利用地方文化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以南阳汉文化为例

当前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亟待提高,地方文化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方面有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南阳汉文化为例,丰富的汉文化资源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宝库。利用地方文化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途径有多种,如组织征文比赛和举办讲座,打造校园文化,把地方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等等。同时,高校主管单位和各部门应通力合作,从硬件和软件建设上加大对地方文化教育的投入。     

原创特别引进展促进博物馆文化中枢功能——以《慕道·臻艺——平山郁夫的丝路艺术世界》为例

《慕道·臻艺——平山郁夫的丝路艺术世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于2019年策展的原创特别引进展览。展览以文化交流为策展理念,提炼玄奘精神对平山郁夫的巨大价值,从"当代唐玄奘"平山郁夫的独特视角展示丝路沿线的文化互动。展览以多重叙事构建起立体的结构,在其中展现时间、空间、人文多个维度的文化交流、互动,促进了博物馆的文化中枢功能。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河南省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研究——以永城芒砀山汉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为例

河南省是文化体验旅游大省,文化性在各旅游景区(点)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要实现旅游经济规模效益,就必须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具有核心吸引力因素的旅游增长极,这些旅游增长极具有很强的旅游要素集聚功能,在实现旅游产业诸要素空间集聚基础上,赋予其构成要素特殊的文化内涵,然后用富于表现力的手段,实现文化的快速、完全的释放。本文以具有典型性的永城芒砀山汉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为例,指出了其文化赋予及文化释放方式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多元化文化释放手段的构想。     

喀斯特洞穴书法景观的分类统计与洞穴旅游发展——以广西桂林市为例

书法景观是近期人文地理中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以洞穴石刻为主体的洞穴书法景观的研究目前尚非常缺乏。本文通过对桂林市域1659个历史石刻的分类统计,首先梳理了洞穴石刻,同时结合洞穴石刻总数分析评价了旅游洞穴的吸引度。其次,划分了石刻的形式类型和内容类型,进而归纳为6大类旅游相关类型-亦即景点建设、粗放旅游、深层体验、群体旅游、景点历史、民俗,并进行了洞穴石刻相应的分类统计,分析了不同朝代洞穴旅游的兴衰状况和结构变化特征。     

依托国内旅游培训平台的跨境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探析——以云南省为例

我国跨境旅游蓬勃发展,提升了我国公民的外出旅游选择,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伴随跨境游产生的问题不容忽视,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作者采用行动研究法,在云南建设旅游强省,并逐渐确立联通中国内地与东盟枢纽地位的大背景下,以云南省"中国-东盟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基地"为依托点,分析对跨境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尝试对跨境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分类培训,提高培训实效,为迅速发展的跨境旅游提供人才保障;在理论上丰富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旅游产业规划与发展等现实课题。     

晚明杭州佛教界与天主教的互动——以云栖袜宏及其弟子为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之後对佛教始终态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对天主教的反应既显迟缓又呈现从温和到强硬的转变。本文通过追溯杭州云楼寺君体（虞淳熙、袾宏及其门人）与利玛窦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间的数次互动,辨析佛教界应对天主教挑战时态度的变化趋势——从忍让调和到日趋严厉,由此窥视晚明佛教的社会处境以及当江南地区同时成为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后呈现的文化冲突如何影响着佛教界人士的应变方式。这种现象说明,在一个并不有意倡导文化交流的时代,两种传统遭遇之後为保持自身特色会怎样本能性地自卫。由此更应体认,文化与思想的对话应该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议题。     

地震灾害与社会反应——以1933年四川叠溪地震为中心的考察

1933年8月25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高原的叠溪地震(里氏7.5级)是一次巨大的灾难。这次地震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富饶的成都平原构成了很大威胁,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灾难发生后,川西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抗灾自救,以四川军阀为主要力量的四川地方政府也为抗灾重建进行了努力,川西各县的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中央政府的态度和中央机构的反映,则有些冷漠。     

战时政府与商界的税收关系——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适应战时财政的需求,四川省政府实施以提高税率为中心的营业税政策,致使商民税负骤然加重。以成都市商会为核心的四川商界,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抵制,最终迫使政府在税率问题上作出部分让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表明:在政府最需要增加税收以支持抗战财政的情况下,商界仍能够制约政府的税收行为,并实现征纳双方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斯里兰卡“佛足迹图”的考察与初步研究——以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为中心

斯里兰卡是佛足迹图流传甚广的一个区域,也是佛足迹图传播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其图像具有独特的纹饰与风格。以往见诸著录的佛足迹图像资料不多,且往往缺乏考古出土背景,本文结合斯里兰卡古都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4-8世纪佛寺遗址考古发现的佛足迹图,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中此类图像的流行情况,并有助于了解我国唐代佛足迹图的来源及其传入路线等。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现代物流与区域商贸中心的发展——以临沂市为例

现代物流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构成要素,可以降低区域经济运行成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对具有一定商流规模的区域商贸中心的改造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临沂批发市场闻名全国,是典型的区域商贸中心,但滞后的现代物流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应当积极规划发展现代物流产业体系,整合商流与物流,促进临沂商贸中心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外扩张与东亚格局之变动——以华盛顿体系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并企图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巩固在华"特殊权益"。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未能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远东的竞争加剧。1921年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从而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实现对外扩张的梦想。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告别华盛顿体系,开始实施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周代青铜乐钟制度与族属身份判定——以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为例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青铜乐钟包括9件钮钟和8件镈钟,乐钟的陈设整体上采用了90度的折曲摆放形式,镈钟则采用了“6+2”的分置模式。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乐钟在音乐性能上同于淅川下寺十号墓等楚墓。这种特殊的乐钟组合、陈设形式及音列结构皆表明侯古堆一号墓采用的是典型的楚国乐钟制度,墓主深谙并恪守楚国礼制,所以该墓应为楚墓而非吴墓。同时结合对乐钟铭文的考察,推测其墓主或为楚国番县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