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的隐痛和浩叹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代会开幕式上曾发表了极为感人的讲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他在讲话中特意提到：“赵丹在他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在人们心中。”     

论《他山集》——现代技法与民族音乐的融合

今天,在世界艺术正走上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音乐也不例外。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我们中国现代作曲家应以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而独树一帜,走向世界,大放异彩。钢琴套曲《他山集》是汪立三先生创作的一首中西兼收的钢琴作品。《他山集——五首序曲与赋格》是一套在五声音阶的基调上运用西方的复调形式,并结合现代作曲技法创作而成的。第一首：《书法与琴韵》,第二首：《图案》,第三首：《泥土的歌》,第四首：《民间玩具》,第五首：《山寨》。试析其创作中潜藏和外露的中国情节,从而体现出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性。     

瞿秋白案复查纪事

从《多余的话》说起 中共第二任领袖瞿秋白,是因为写了狱中遗言《多余的话》而被打成叛徒的。因此,笔者这篇记述瞿案复查往事的文字,下笔伊始就不得不提起当年颇遭责难的拙著《重评〈多余的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刊出拙文后,主编黎澍说,胡乔木院长阅后说: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赵丹最后的日子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一生演过40部电影,许多都堪称经典之作。但他晚年际遇艰危,文革中被长期关:,遭受摧残。自1965年后直至病逝,他被剥夺了拍电影的权利,成为终生的痛苦和遗憾。他的泣血之作《赵丹遗言》是“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请看《赵丹最后的日子》。     

浅析出土墓志所记明代吉安老年庶民的遗言

本文分析了19篇出土墓志所记明代吉安老年庶民的遗言,归纳了遗言所包含的四方面的内容,即对一生的评价;对丧事的安排;对子孙的期许;对死后世界的认识。发现他(她)们的遗言既有私密的个人情感,也有儒家化的俗世心态。通过墓志研究特定区域百姓的遗言所反映的死亡问题希望推动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病榻遗言》与高新郑政治权谋

高拱,字宿卿,河南新郑人,以地望名之高新郑,是明代嘉隆万三朝的重臣。《病榻遗言》是高新郑在神宗初政后被逐出政坛回籍赋闲期间撰写的政治回忆录,是高张（张居正）交恶的一家言。高新郑与张江陵恩怨深结,在该书中是己而非张,攻江陵“附保逐拱”、“矫诏顾命”、“招权纳财”、“谋害元辅”等,对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影响极深。然而,《病榻遗言》中多有不实之词,真假混杂,虚虚实实,体现了高新郑的政治智慧,更折射着高新郑的政治权谋,今人如欲理解万历政局,必须对其中一些关键说法加以厘清。     

电影《滑动门》的叙事结构分析

影片《滑动门》以新颖的时空架构作为通行证,在传统与现代中自由穿梭,不仅得到了普通观众的喜爱,也深受电影批评者们的青睐。这部电影采用了复调、对位、并置等独特的艺术叙事形式,使电影叙事更为巧妙、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同时具有通俗电影和文艺电影特征的《滑动门》,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瞿秋白的生命苦旅与《多余的话》

瞿秋白罹难已经60多年了,他在就义前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最后遗言——《多余的话》。这份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历史文献,无保留地直抒胸臆,坦露真情,瞿秋白将其称之为“最后的谈天的机会”,他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然而,正是这些“内心的话”,留下了历史困惑和话题。但是,只要我们置身于产生《多余的话》的历史场景中,就会对作者的生命苦旅有着真切的体味,对《多余的话》有一个正确的解。     

生茂，你到天堂谱曲去了?

生茂走了。我在这世上最亲密的老战友、老朋友、老伙计走了。生茂走得非常平静,没留下什么遗言,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他安详地、从容地、没有遗憾地上了路,就像李德伦先生唱着《小草》灵魂升天。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为音乐而生,为音乐而死。生茂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学习雷锋好榜样》、《真是乐死人》、《马儿啊,你慢些走》等在几代人中广为传唱。我们共同写过许多作品,他还是《长征组歌》的主要创作者。     

蒋介石一生到底留下多少遗嘱

<正>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临终未留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文书侍从(如秦孝仪)做任何书面遗嘱。他逝世后由台湾官方写了《总统蒋公遗嘱》,1975年4月6日刊载于台北《中央日报》。2007年12月,台湾记者访问曾长期服侍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两蒋贴身卫士"翁元。翁元说:蒋     

《雪国》的复调倾向说

川端康成《雪国》表层故事的禅佛意识和虚无主义情调具有明显的消极颓废色彩,只有当表层故事之后潜故事投射到表层,大大改变了表层故事的形态,所谓虚无和死亡之美的审美形态才臻于完整。在驹子潜在视角与形式叙述者、岛村的视角对抗中,潜故事逐渐浮现;此时由于驹子潜在视角是价值独立的,故《雪国》叙事结构又有复调的特征。     

语言的狂欢——《野马，尘埃》的书写与反讽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反应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和周边民族家国关系的长篇历史小说,具有以"语言"为本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史书、《庄子》、佛经、民族、神话等传统书写方式的继承,又采用戏访、狂欢和复调等多种方式对文中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社会不良现象进行反讽。《野马,尘埃》是传统与现代性艺术语言融合的有效尝试,其复杂的语言书写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范式。     

一份流传甚广的“周恩来遗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全国各地流传着一份周总理的“遗言”,仅安徽一省,共抄出“遗言”6903份,可见流传之广。     

《成都革命斗争史展览》在王建墓博物馆正式开展

10月16日,《成都革命斗争史展览》在王建基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采用室内外结合的方式．以大型浮雕墙、烈士遗言墙为先导．配合《沉默的情怀》和《碧血春华》两部录相片介绍,利用近300m2的展厅向人们充分展示了从1911年辛亥保路运动至1949年成都解放这38年的成都革命斗争史。展览》共分为《蓉城曙光》、《土地风暴》、《热血救亡》、《成都解放》四大部份十五个单元一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成都革命斗争史上的“保路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党团组织建立”、“二·一六”烈士、“邓殊地区苏维埃…     

一份流传甚广的“周恩来遗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全国各地流传着一份周总理的“遗言”,仅安徽一省,共抄出“遗言”6903份,可见流传之广。这篇“遗言”的真正作者是杭州汽轮机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他也没料到这篇“遗言”能够在一两个月内传遍大半个中国,在“追查”中,李君旭被捕。这一事件使许多人受到株连,其中李君旭的父亲和同学,以及同学的姐姐、父母等十余人在这一“大案”、“要案”中被捕入狱。     

钱锺书 苍莽昆仑一代鸿儒

钱锺书先生故去十多年了。临行前,他留下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杨绛先生谨守遗言,依之操办后事。     

《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中读者主体位置的构建

运用研究指称和聚集化的用法,考察经典童话《爱丽斯漫游奇境记》是如何构建隐含读者主体位置,可以发现其用直接指称和间接指称的运用、插图及排版的作用、聚焦化的手法使得小说呈现出多声部复调,使得此童话是一部同时具有叛逆精神和教化保守思想的狂欢化语篇。     

日本神风敢死队也怕死

法国《世界报》曾报道,在日本九州列岛南部的小城知览,有一座“自杀飞行员和平纪念馆”,里面陈列了1000多张神风特攻队队员的照片以及这些队员所留下的最后遗言。神风特攻队又称神风突击队或神风敢死队,是全部由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组成的自杀性质的敢死队。他们通常是为了扭转战局才委以使命,生还的几率很渺茫。     

论《野马，尘埃》的多重叙述技巧

冯玉雷所著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以其细腻的笔锋和跳脱的文风,通过虚与实、史与诗、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为我们编织出了一副栩栩如生、动感极强的吐蕃和唐朝时期历史图景。其中,作者勇于打破常规,又秉持着学者的专业素养,融会贯通地使用多重叙述技巧,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敦煌文化叙事方式。在多重叙事框架的转化中,《野马,尘埃》这部小说呈现出巧妙丰富的时空复调性,同时作者还通过多元化叙述视角的结合与文学文本的互文性引用,创造出独特的叙事效果,赋予作品绘画般交叠式的空间艺术感,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创新和历史层面的叙事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