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密疏的处理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书。密疏的处理,是指密疏送进内廷到密疏在御前批出并发抄的过程。在密疏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密疏的处理是密疏上呈目的的实现阶段,也是密疏运作过程的最后部分。与皇帝对普通题、奏本的批答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以及批答及时等特点。明代皇帝对密疏的处理,在明代经历了一个程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硃批奏折之由来及其他

清代内外臣工的奏折,经皇帝用硃砂红笔批注之后,谓之硃批奏折,是清代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下的特殊产物。 一、硃批奏折的形成及其演变 清初,袭用明代的奏本制度,规定:“一切钱谷、刑名、兵丁、马匹、地方民务所关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用印具题;本身私事,俱用奏本,虽有印之官,亦不准用印。”(《内阁》·兵科题本)在《钦定大清会典     

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

清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是继明初朱元潭废丞相、皇帝综理六部事务之后,君主专制政体历史演变中又一重大事件。以往的研究者多以西北两路用兵需要探究军机处建立的原因,本文则准备通过奏折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密谕的膻变,把军机处的出现纳入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清承明制,“内阁为机务要地,掌宣纶蟀,赞理庶政”①,为国家中枢机构。凡内外本章,阁臣票旨进呈御览,经裁定批红,令六科抄发;皇帝阅本有欲改签者,则折一角,积十数件,降旨御门,大学土面泰沂旨,乃缮入票签更进。渝旨、本章技如此程序运作,国家政治实无秘密可言,而…     

光绪帝朱批述评

奏折是臣工向皇帝报告政务的一种文书,中间不经任何人开拆直达皇帝。清初奏事,本公事用题,私事用奏,后因奏折既机密又能速达,故而改题为奏。奏折经过皇帝用朱砂调色之红笔批示后,称朱批奏折。光绪朝奏折现存于世的约计18万件,其中2.3万件保存在台湾,已于1973年影印出版,全套16开本26册;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汉文光绪朝奏折约15万件,其中朱批奏折约10万件。这些朱批奏折经过4年左右的编辑,采用了较先进的影印方式出版,名为《光绪朝朱批奏折》,全书共120册,是反映光绪朝历史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

咸丰帝去世后,清朝原有的由皇帝独揽大权的局面不复存在,国家政务依靠咸丰帝遗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制度来维持,内外奏折、大小国事由八位政务大臣赞襄处理,交两宫皇太后钤印确认。这一权力格局因"辛酉政变"而改变,并由此而衍生出垂帘听政及议政王、军机大臣辅佐制度:内外奏折,由两宫皇太后先阅,并授意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批。同治帝亲政后,政务与文书程序"归复旧制",同治帝恢复一切权力。光绪帝登基,垂帘听政再次举行。待到光绪帝成年,其生父奕先是创造皇帝亲政同时皇太后训政的特殊体制,光绪帝完全处于文书和政务"训练"之中;后来又创造一种有限度的皇太后"归政"模式,光绪帝的奏折处理、上谕拟定之权大打折扣,无限期接受慈禧太后监督,为此后宫廷争权和晚清政局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清代奏折制度浅论

奏折作为官员的上行文书为清代所独创。顺治帝有感于题奏本章存在的缺陷,在小范围内试用了奏折,康熙帝在位期间将其推广到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雍正帝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奏折,清代奏折制度在雍正朝基本确立。     

从《江南禀稿》看奏折处理中的弊端

奏折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官方公文,是高级官员向皇帝请示、报告政务的主要文书。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公务文书,都是统治者实施统治政策的工具,自然地产生并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奏折文书亦不例外,从它开始作为一种官文书使用,就鲜明地表现出它自身的特点和活力,成为清统治者的有力工具。奏折文书自康熙中期开始使用,最初仅是皇帝的亲信,用来密告下情、请安问好,与皇帝私相往来。至康熙后期,奏折开始被推广使用,逐渐取代了题本的主要功能,而成为官员上报政务的主要文书。当这一文书制度逐渐形成并扩大使用之初,在撰拟、封发、呈递,以至批、转、办、结等种种环节上,都具有堪称最为严谨、慎密的规定,其程式简便,传递亦迅捷。它的使用不仅是清代文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尤其对清代皇帝的集权政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内阁的出现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传承上千年的宰相制,确立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的政体,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政务。然而政务繁重,非皇帝一人所能应付。于是召用下级儒臣随侍内廷,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文书。永乐年间,这种秘书班子衍化为内阁。内阁成员称阁臣,负责批阅奏章、起草诏令,为皇帝提供参考意见,称作“票拟”。皇帝同意后,用朱笔抄正,成为朝廷正式政令,称作“朱批”。     

清宫奏事处职掌及其档案内容

奏事处为清代皇宫中内廷机构之一。自从清代康熙朝以来,王朝大小臣工凡属奏报个人或有关他人事件,或机密事件,均用奏折。这种上报文书,不象上报例行公事的题本那样是由通政司衙门代转,奏折则是通过奏事处直达封建皇帝面前。上达皇帝的运转过程中有下列手续:奏事处分外奏事和内奏事。其最高一级长官为御前大臣。内外奏事处组织是:外奏事     

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

从制度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嘉道时期是清代言路制度的定型时期。文书从题本到奏折,中枢从内阁到军机处的重大转变,决定了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地位。士林由此切入批评"壅蔽"问题和言路制度,坚持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功能,君主则将言路问题归罪于士大夫的私心私利。制度与制度思想共成一体,从清代言路的制度思想来看,"前代法意"与"本朝法意"之间又存在张力,相反相成,形塑了清朝的言路制度体系。     

清代“奏折代替奏本”考辨

正奏折作为清代文书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文书种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无论是奏折的起源、制度的改革、文书格式以及文书价值、史料价值等,相关学术成果颇多。在论述其文书价值时,有一个论断作为重要论据,时时为学界诸家所提及,即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谕令废除奏本,由奏折替代。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故撰写此文以辨,并求正     

近50年来清代奏折制度研究综述

奏折制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官文书制度。奏折,亦称密折、折子、奏帖,作为臣工直接上奏给皇帝的上行文书,虽与清代以前各朝代臣工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奏疏等有一定的联系,但学界普遍认为它是清朝特有的。清朝灭亡后,奏折制度也被废弃。随着大量密藏深宫的奏折公诸于世,奏折特有的史料价值很快为学术界所认知,并被用于对清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近5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的奏折制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许多问题上,仍存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就近50年来的有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我们总体上认识清代的奏折制度,继…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明代内阁票拟制度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明代政治中枢模式中的内阁票拟进行了多方位和多视角的研究,着重讨论了票拟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和程序,内阁制度趋于完善和首辅制度形成后票拟权的流向与延伸,以及其与明代政治中枢政权结构的关系。票拟是明代内阁的基本职责,是阁权的主要行使方式和权力象征,亦是明代政治中枢模式中公文处理的重要环节。内阁票拟权的基本属性是对皇权的依附性,票拟的出现及其制度化使以内阁制取代丞相制度的明代中枢政权结构发生改变,成为有明一代政权系统中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之间调合的主要方式。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上）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宫殿,在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八年,皇帝居住场所从保和殿迁入乾清宫,这座明代皇帝寝宫遂被改造成清帝的理政中心。随着乾清宫空间功能的改变,清代一些重要的制度也随之出现,如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召对臣工、懋勤殿秋谳勾到等。而且乾清宫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外臣进入内廷的行为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了乾清宫空间功能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相应制度的产生。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下）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宫殿,在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八年,皇帝居住场所从保和殿迁入乾清宫,这座明代皇帝寝宫遂被改造成清帝的理政中心。随着乾清宫空间功能的改变,清代一些重要的制度也随之出现,如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召对臣工、懋勤殿秋谳勾到等。而且乾清宫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外臣进入内廷的行为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了乾清宫空间功能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相应制度的产生。     

清初奏折探析

奏折制度为清帝所独创,且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文书制度的重大变革,而且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可以说,清初以来皇帝与内阁、督抚与部院权力分配的矛盾斗争最终孕育出了奏折制度。而折奏方式的广泛使用和规范化,又势必将皇权高度强化的象征——军机处推上历史舞台。本文以探索奏折的出现和发展为重点,时间范围大体限定在顺治、康熙两朝近80年内。一、顺治年间官私文献所提及的“奏折”奏折起源于何时？历来论者说法不一。《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六月“甲申,偷吏部,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     

乾隆朝民数汇报的制度设计及运行

利用奏折、奏折副本、户科题本等清宫及内阁大库档案,本文廓清了乾隆朝民数汇报制度设计过程的诸多细节,考订出民数汇报先后出现三个截然不同的操作方案,其差别在于如何处理民数汇报与人丁编审的关系。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质疑了先行研究围绕民数进行人口数字估算的学理基础,提出应摒弃现代人口学的预设立场,回归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历史场景,理解数字本意。     

清末新政与奏折制度变迁

庚子事变爆发后,两宫西逃至西安,军机处奏准全面暂行改题为奏,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暂行改题为奏方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颁布废除题本、改题为奏上谕,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执行办法。改题为奏之后,外省奏折数量大增,加重了皇帝处理折件的负担,并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宣统二年,宪政编查馆提请各省循例具奏事件改咨各部,得到了摄政王的部分批准。随后,在内阁官制的拟订中,奏事权问题成为重要的争议点。宣统三年下半年,责任内阁成立后,与各部酝酿重要事件须经阁议,并缩小各部具奏事件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内阁成立,更是垄断奏事权,清朝皇权名存实亡。清末新政的迅速推进,导致奏折制度的快速变革,甚至动摇了皇权的根基。     

清内阁与军机处

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大权将何以总揽?——从召对、奏事的改变看预备立宪时的皇权

召见制度与奏折制度是维护清代皇权专制的核心制度。宣统二年(1910)底,清廷决定仿行责任内阁制。在制订内阁官制时,加强内阁总理大臣责任,限制召见官员资格、缩小奏事范围是这一制度的应有之义。不过,摄政王与众大臣们考虑到实际情况,只能拟订暂行章程基本维持原状。但是,暂行章程毕竟只是临时政策,随着完全内阁的实施,召见制度、奏折制度必将产生巨大变化,这甚至会触动皇权的根本。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才中断了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