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艺术与中国早期佛教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来自于古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的东传而逐渐在当时中国的西域和内地传播开来。犍陀罗艺术主要由往来于丝绸之路间的中外使节、僧人、手工艺术匠人和商旅从印度,通过西域于阗、龟北地区,而后再经过河西走廊传到内地的。目前在古西域遗留下来的佛教石窟壁画中,可以发现不少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汉地佛教艺术遗迹和印度佛教艺术(包括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这一源于异邦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播并逐渐与中国本土艺术结合,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艺术特点。     

龟兹石窟佛像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

根据佛像的造型、头背光以及服饰等因素的差异,龟兹石窟中的佛像风格可分为四类:印度风格、龟兹风格、汉地风格和回鹘风格。印度风格佛像出现于龟兹石窟早期,包括犍陀罗风格和秣菟罗风格两种类型,其中犍陀罗风格佛像较多。龟兹风格佛像形成于公元4世纪,延续至龟兹佛教的衰亡时期,是在龟兹本地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印度、中亚文化而发展形成的佛像类型。汉地风格佛像,是唐代汉传佛教艺术传入龟兹的产物,艺术风格接近同时期中原佛教艺术。回鹘风格佛像,约公元10世纪及以后,是回鹘人西迁后在吸收中原佛教和龟兹佛教艺术因素,形成的具有回鹘人审美特色的佛像类型。     

犍陀罗与马图拉造像艺术比较研究

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是贵霜王朝时期大乘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两种造像范式,两种佛像的雕塑材料、造型特征、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介绍了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的文化、地理范围和分期,列举了犍陀罗和马图拉造像艺术的主要差异性。根据两地出土文物证实,两者虽然归属于独立发展的艺术体系,但两者之间始终联系紧密、互为影响。马图拉艺术所代表的印度本土因素,在犍陀罗艺术形成初始期就已经对犍陀罗造像产生影响,并一直持续至犍陀罗艺术晚期灰泥阶段。受犍陀罗艺术"迦毕试样式"的影响,贵霜时代马图拉艺术出现了着通肩式佛衣、身材矮短的佛像。笈多时代马图拉艺术在融合犍陀罗灰泥造像的基础上创造了"湿衣佛像",并以此完成了印度佛像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融入亚洲人审美特征、逐渐向着东方风格佛像回归的整个历程。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金铜佛的文献考察

金铜佛是一种重要的佛教艺术造型,分布在南亚、中亚、东亚和东南亚佛教流行的广大地区。历史上,金铜佛在人们的佛事活动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在佛教雕塑遗存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中国金铜佛中的汉地造像与藏传造像各成系统。汉地金铜佛以其涵盖的时空限界之长、之大,以及数量之多,成为研究中国美术史与佛教史的重要对象。19     

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

湖北襄阳东汉—三国蔡越墓出土的相轮陶楼,在建筑形制上为汉式陶楼和印度式相轮塔刹的结合,在装饰母题上同时兼有汉地神仙瑞兽与印度—犍陀罗式有翼天人的图像,明显带有佛教初传时期汉、印文化杂糅的特点。本文在讨论陶楼形制的过程中,分别联系同期北方墓葬中出土的陶楼明器和汉晋之际江南地区的佛饰堆塑重楼魂瓶进行类比分析,证明这两类墓葬明器都与文献记载的"浮图祠"相关联。在佛教初传汉地时,由"仙人好楼居"的汉式重楼过渡到高层佛塔,浮图祠是初期的标志,襄阳蔡越墓陶楼或可看作是浮图祠的标准器。浮图祠用作明器进入墓葬,反映了汉地民间埋葬方式因佛教传入而起的新变化,并在随后长江中游六朝砖墓的建造中留下了印记。     

佛在心间

<正>有的事物想永生,却毁灭了自己;有的事物被毁灭,却得以永生。巴米扬立佛,因被极端组织塔利班摧毁而名扬天下,迈向不朽。反观肆意破坏阿富汗文物的塔利班政权,在倒行逆施后迅速被推翻,走向了灭亡。从佛教的历史看,佛教早期并不执着于修建庙宇和佛像,佛陀时代是摒弃物质具象的,多以菩提树、手印等佛迹来表现佛的形象。由于亚历山大东征直抵印度河流域,擅长建筑与雕塑的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东西合璧的犍陀罗文化,具象化的佛教造像开始风靡大陆。犍陀罗是北印度的一个小国,但其文化流行的区域却很广,也包含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成任墓地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出土了两尊金铜佛像,它们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通过对其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检测,初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和马图拉风格的金铜佛像。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犍陀罗开始:诃利谛的信仰与造像

诃利谛信仰自公元2世纪左右在西北印度犍陀罗兴起,并出现大量的造像。与佛教其他的神灵类似,诃利谛的这些造像也明显带有希腊文化的特征。据图像特征,将之归纳为两种主要样式:持丰饶角式与不持丰饶角式。结论是佛教中著名的夜叉神诃利谛,在犍陀罗时期没有任何夜叉的特征,在那里她只是一个小儿的瘟神,成为夜叉女是佛教后期的编纂。     

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看龟兹乐舞

<正>龟兹艺术是融汇东西文明的十字交界点,它将犍陀罗雕塑艺术、古希腊美学艺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汉唐人物绘画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其富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内在的渲染能力。犍陀罗艺术形成后,通过文化的不断传播和交流,促进了龟兹乐舞的多元多样,甚至流传至日本、韩国,对亚洲乐舞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科学分析

本文对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墓M3015出土的两件犍陀罗风格金铜佛像开展了工艺考察和检测分析,主要采用了宏观观察、超景深显微摄像、X光摄像、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金矿相显微分析等方法。结果表明两件佛像材质均为铅锡青铜,以陶范法铸造,并经插接组合、锉磨、钻孔等工序制成。两件金铜佛像的合金成分、铸造技术与犍陀罗地区同时期铜雕像技术有差别,而与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主流相同,应是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中国本土产品。     

与巴米扬大佛的建立有关的两条路线(下)

(三)行洲僧侣路线的西限那伽拉哈拉古代中国僧侣去印度求法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在罽宾——犍陀罗钻研佛教教义和学习梵语。他们这些人要走出犍陀罗进一步前往佛教的发源地恒河流域去追寻释迦穆尼的足迹也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在这里笔者特别想指出的现象是:来到犍陀罗的僧侣们往往     

犍陀罗佛教美术综述

试综述犍陀罗佛教美术表现手法,从早期的写实主义西方样式至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时期的独特风格及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之间深受罗马帝国及印度秣菟罗美术的影响,到达它的极盛期。印度笈多王朝(公元320—600年)兴起,犍陀罗美术即使没落,也对中亚及中国的佛教美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造像

正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2世纪间的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是糅合古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与希腊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一种造型艺术,即所谓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原佛教造像出现于东汉晚期(约公元700年),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比例失调,还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性的一面。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教造像的创造尚处在模仿吸收外来佛教艺术阶段,这     

犍陀罗艺术东传漫谈

犍陀罗艺术东传漫谈林染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及其毗邻的阿富汗东部,是古印度键陀罗佛教王国所在地。犍陀罗是丝绸之路的支点之一,它甚至在人类文明进程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１９世纪,从印度到达犍陀罗区域的最早的西方旅行家,在富楼沙（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     

试论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佛舍利崇拜主题

在西域佛舍利崇拜寺院模式的基础上,与龟兹佛教兴盛的背景下,融合了西印度的支提窟形制、犍陀罗地区的说一切有部舍利崇拜,而创造出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佛舍利崇拜石窟寺形式。此窟的建筑与图像程序,表现了佛从前世因缘累积而今世成佛的历程,最后涅槃显明佛性,荼毗后留下圣物舍利,信仰者通过供养舍利塔礼敬佛陀,体现了小乘佛教的佛舍利崇拜内涵。这种佛舍利崇拜石窟寺模式在东传过程中,中心柱舍利塔意味逐渐淡薄,日趋汉化,大乘佛教的图像逐步融入。     

塔克西拉佛教遗址发掘历程述论

塔克西拉是犍陀罗地区的核心地带,早在公元纪年时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城市,是连接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和商品贸易的要冲。英印考古局对塔克西拉遗址进行了长达22年之久的发掘,发现了城址、佛塔和大量的出土遗物,堪称20世纪最为著名的考古发掘之一。塔克西拉遗址的发掘,为梳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佛教艺术在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和内地的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鄯善古国木雕家具图像外来文化因素分析

本稿具体地阐述了鄯善古国木雕家具图像的文化来源。认为尼雅与楼兰遗址出土兽腿形椅腿主要受到古希腊罗马影响,同时带有波斯文化因素,尼雅出土木桌图像分别源于西北印度和中印度,尼雅采集柜门图像兼有印度和波斯文化因素。这些家具图像反映了南欧、西亚、南亚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情况,这一过程应该发生在西域,而不是西北印度犍陀罗。     

中亚阿姆河流域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探析

中亚地处亚洲内陆深处,是草原民族向南方迁徙的必经之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常遭到外族入侵,统治者不断变换,呈现出文化的复杂性、艺术认知的广泛性。阿姆河流域更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形态,创造了蕴涵多元文化因素的伟大艺术成就,将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根据对鸟纹的表现方式,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佛像八凤镜可以具体分为三类:A类出现最早,可以上溯至3世纪前期;B类流行于3世纪中后期,是佛像八凤镜中的主流;C类流行于3世纪末4世纪初,为该镜种的末期,佛像纹饰随着镜种的衰落而逐渐消亡。佛像八凤镜装饰的佛教图案包括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天人像等造型,是以3世纪时印度犍陀罗地区表现佛神通广大的图像及佛传故事图为底本创作的,与中国北方佛教南传初期的整体发展情况相适应。同时,佛教图像只是作为一种祥瑞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混用于铜镜纹饰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汉晋社会对新传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