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显“岭南第一唐刻”的丰采

尽显“岭南第一唐刻”的丰采刘志基广东省罗定县境内的龙龛古道场中有一唐代《龙龛道场铭并序》石刻,因其在历史、宗教、文学、文字特别是岭南文化史等诸多方面均具重要研究价值,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岭南第一唐刻”。然而,由于该石刻置身边远之地,交通不便,人踪难至...     

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

大赦是由国家发布政令,对罪刑进行免除的一项制度。汉代以后,赦书中常伴有对臣民的赏赐和复除蠲免等内容,属于皇帝“推恩”性质。但在唐代,大赦的性质发生较大变化,赦书中开始大量出现与朝廷行政有关的申明和禁令,远远超出“推恩”范畴。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是唐代“王言”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差遣”做法,是为应对现实政治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法”,具有制度变迁和政治控制两方面的意义。     

清朝真有六百里加急吗?

我国幅员辽阔,为方便联系,古代王朝就建立了以驿传方式通达信息的制度,西周时已经产生了邮驿传命的制度。唐朝时“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通过飞快的驿马,将岭南的荔枝送至长安而色味不变以取悦美人的记载,让人们领略了唐代驿传的神速。清代驿站制度更加完备,全国驿、站、塘、台计为1785处,驿道四通八达,从京师通到各边远地区。     

唐代谪粤的宰相

与岭南诸地一样,唐代的广东仍很荒僻,故被朝廷作为流放“罪官”的地方。在被谪的“罪官”中,一批从“总揽朝政,统率群僚”的高位上跌落下来的“罪相”、特别引人瞩目。     

唐代“投匦奏事”制度初探

“投匦奏事”制度是唐代监察制度的重要补充形式之一。“投匦奏事”始于唐武则天垂拱年间,从此,作为一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唐末。考察唐匦的沿革、匦使院知匦使、理匦使的设置及其职责、对投匦人及其奏事方式的规定和要求,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唐代监察制度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金曹溥神道碑考释

金曹溥神道碑碑主曹溥为河北定武人，其于天会六年（1128）参加“南选”科举，及第后的官职迁转与《金史·选举志》所载“南北选”的铨选制度有所不同，说明金初官职迁转制度还未定型，正处于演变的过程中。曹溥散官品级均高于其时任的职官品级，可能与金代散官和职官迁转考核周期不同等因素有关。     

论唐代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

“版授”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正规性的任官制度,具有自行任命官员和对高年授职两种不同的含义。这种制度在北朝开始出现,并被隋唐所继承。在唐代,版授制度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施政措施,其中版授高年制度尤具特色。在唐代版授高年的官职中,州级重要官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鉴于州级官员在唐代行政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对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政治制度的某些认识。     

广州孔氏族谱所见晚唐北方家族迁移岭南考

正唐代是北方家族向岭南大量移民的时期。[1]然而在岭南族谱资料中,有关唐代北方家族移民岭南的记载却非常少见。不过广州孔氏族谱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例外,其中明确记载了唐末孔氏从京城长安迁移岭南的过程。此外,明清时期多种广东地方志也记载了唐代孔氏家族的南迁,但是其中讹误较多。本文旨在对相关资料作仔细考辨的基础上,探讨孔氏家族在唐末迁移岭南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揭示唐代北方移民对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     

唐代罗浮山几种著名特产考

唐代罗浮山以其道教和佛教的兴盛而成为岭南著名宗教“圣地”。而罗浮山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相当引人瞩目。本文仅就罗浮山寺观内几种全国闻名的特产说明之。     

唐代流人的岭南诗文考

岭南是唐代主要的流贬地,流人文士在贬期间创作了大批有关岭南的诗文.本文是在爬梳文献的基础上,对唐代流人创作的岭南诗文进行的整理和钩沉.     

唐代城傍辨析

本认为唐代蕃兵有数种,城傍仅是蕃兵之一种。从城傍的组织方式看,城傍属于唐代的团结兵范畴。它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团结兵。唐代的轻税州是指岭南米税诸州,与城傍没有联系。     

唐代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分析

本文利用大量数据,从时、空、类型等三个方面描述了唐代岭南文人的社会流动,即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分布来看,有唐一代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但持续平稳的增长之中,且后段的数量要大大高于前段;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地理分布来看,唐代流动文人在岭南的分布异常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五管"及以广州、桂州为轴线的各州,各期州数的多寡与人数的增减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流动类型来看,向上的、水平的流动都是后期比前期的多,向下的流动则基本持平,表明岭南在唐代后期越来越富有吸引力,而文人大批量地到来,又会对岭南文学风习的涵养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这种改善非常缓慢。     

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上的俚人遗物分析

1998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的生活区,有几件提梁壶和釜之类的陶器,与广东、广西南部的信宜、高州、新会、钦州所出相同。这些陶器形制独特,为生活在岭南南部的俚人遗存。据此推断,“黑石号”上有部分船员为俚人,其原因与俚人善舟有关。结合“黑石号”所发现的岭南其他产品来看,广州港可能为“黑石号”上俚人的始发地。     

从判文看唐代的良贱制度

唐代的良贱制度,涉及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是一个颇受中外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唐代良贱制度的时候,对于现存唐人判文中所保留的良贱制度资料,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利用1。唐代吏部任用官员,试以身、言、书、判四事。“身”即体貌,“言”即口才,“书”即书法,而“判”则是指唐代官府公文案卷中的判辞——原本是断狱之词,后来广泛用指一个案件或事件的判决、裁决的辞语。该项考试主要考察考生对国家法规政策掌握的程度及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现存唐人判文,主要是供考试人员参考的范文…     

论清代知府制度

知府制度作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中间环节,是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数十年来,由于诸种原因,学术界对知府制度的研究,却极为冷漠。为此,笔者不揣翦陋,试对清代知府制度作初步的探讨。一、知府制度的渊源知府是地方府级政权的长官,但知府与府的发展并非同步。后者早于前者,前者来源于后者。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以府命名,始于唐代,“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都称府者,自唐始。”唐代的府分三种:都督府、京都府与都护府。都督府为军区性质,都护府为少数民族区最高行政机构,此二者与后世的府无因缘关系,惟有“京府”,可视作后世府之源。唐代“京     

论“作诗赎帖”——唐代进士科取士标准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一般分帖经、杂、策间三场,所谓“作诗赎帖”,就是指帖经不及格可以作诗赎救。由於资料缺乏,这一科举场中的变通制度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笔认为,“作诗赎帖”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唐代科举取士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倾向,它牵涉到唐代政治、学术、化、社会风尚及士人心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拟联系唐代进士科考试场次及内容的发展演变,对“作诗赎帖”这一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清初岭南山林寺院经济与地方社会

<正>岭南地区具有深厚的禅宗文化传统,佛教是岭南传播最为久远和广泛的宗教。汉代岭南地区便有佛教活动。南朝梁天监年间,禺峡山始建峡山寺。唐代岭南山林佛教兴盛,禅宗六祖慧能创禅宗南宗,将岭南佛教推向全国。清初江南和岭南佛教最为兴盛,与其时遗民逃禅集中在此二区域密不可分。“明末清初士人逃禅成风,大批文人士绅的皈依,也使得清初岭南释儒交融愈甚,     

桑基鱼塘孕育的小桥、流水——略谈顺德岭南水乡的形成

“岭南水乡”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上或现存的以连片桑基鱼塘或果林花卉商品性农业区为开敞外部空间的、具有浓郁广府民系地域建筑文化风格和岭南亚热带气候植被自然景观特征的中国水乡聚落类型,即“广府水乡”,之所以冠以“岭南”一词,是便于与“江南水乡”对称。2002—2004年间,笔者以顺德杏坛镇为重点,考察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批岭南水乡文化遗存。     

唐代酒政略考

作者通过《新唐书》《旧唐书》等传统文献史料,结合《敦煌文书》中有关酒政的史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略考唐代酒政。并得出唐代酒政的大框架,以及唐代政府对于民间的“榷酒”政策,为后世的统治王朝开创了一种新的敛财手段。而其方法与形式也在这个时候得以形成定制,即“榷麹”和“沽酒”。而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剥削的一种手段,一种苛政。     

对我国南方芦笙的历史小考

芦笙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喜爱的一种乐器。但芦笙与一般的乐器又有所不同,它不单纯是一种消遣工具,而是民族成员用以沟通或表达情感、沟通或协调群体成员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芦笙较早见载于唐人杜佑之巨著《通典》卷一百四十四“乐四·匏七”中:“于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南蛮笙、则是匏,其声甚劣。”杜佑曾于建中年间(公元780～784年)出任岭南节度使。这里提到的“声甚劣”虽然包含有一种对芦笙的贬意,但它却说明了芦笙至少在唐代就已经盛行。自唐代以来,芦笙经历了若干个朝代,非但没有衰退埋没,反而愈益得到人民的喜爱而不断发展,而若干个朝代的有关学者专家亦不间断地从形式到内容(包括地理分布)对芦笙作了大量的考察研究。这里试根据现存有关资料,对前人对芦笙的考察记载粗略地加以综述,以供有关专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