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及其影响——兼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新的党际关系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实现了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终止了对这些共产党组织及其革命运动的援助,将共产党党际关系置于政府间关系之下,明确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发展党际关系的最高原则。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过程的最终完成,也对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政策和日后东南亚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自然主义到结构主义:地缘政治学方法论演变

本文透过地缘政治理论中各种具体的解释方法,对不同时期地缘政治学进行方法论特征的考察,发现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主义模式、空间-权力关系模式到结构主义模式的演变。结构主义模式是当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方法论特征,与其它模式相比,表现出较好的解释能力。对地缘政治学方法论演变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地缘政治理论建设的趋向,其中以行为体为主体的新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建设是地缘政治理论方法论创新的重要选择。     

《共产党宣言》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是指导世界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指南。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结合苏俄具体国情而制订的正确措施,为社会主义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

近代是英美关系发展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美由战争、冲突逐步走向了接近与和解。在此过程中,国际体系及其变更、地缘政治、心理要素与文化制度的认同、新兴强国崛起和国家战略调整等诸多因素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英美历史性接近的结果,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就深远影响来看,它还使美国开始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并促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另一项重大事态的出现——美国世界霸权的逐步确立。     

党政关系建设的核心: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

党政关系的实质在于执政党如何领导并掌握国家政权,并实现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与治理。要有效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必须把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作为突破口,做到党对人大实行政治领导,人大对党实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     

从末代皇叔到共和国的“弼马温”

载涛对"马政局顾问"一职的认识,确也反映出他的"平淡天真"。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声终结了爱新觉罗氏"家天下"的局面,清王朝的天潢贵胄由此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公民。宣统皇帝的七叔载涛作为前朝皇族,自清历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人留下了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     

从“鲜为人知”到“渐入人心”:中共成立初期对“共产党”的宣介

20世纪初,转译自日本的"共产党"一词进入中国话语体系。但起初"共产党"一词在中国鲜为人知,普罗大众不知何为"共产党",何为"共产主义"。中共成立后,开启了对"共产"相关概念的大力宣介。面对不同群体,中共通过报刊论战、非文字宣传和艰苦的实践行动,将"共产党"的主义、理论和形象推而广之,"共产党"一词渐入人心。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赤化过激""共产公妻"等污名和谣言在底层民众中颇具"市场",北洋军阀和反共舆论亦将其作为攻击中共的"符咒"。即使是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党"一词也远没有达到"深入人心"程度,中共对"共产党"的宣传和自身形象的塑造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从“亲共”到反共的戴季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国共两党早期的斗争也就越来越明白了。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省广汉市。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但并不为人熟知的是,戴早年却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几乎参与了中共的     

试析隋朝与高句丽关系由“和”到“战”变化的原因

隋朝时期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经历了由文帝时期以"和"为主到隋炀帝时期征伐的一个变化过程。文帝建国以后重点建立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家新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怀柔政策,但是两国利益的冲突最终使得和平无望,隋炀帝对高丽诉诸武力。     

试析隋朝与高句丽关系由“和”到“战”变化的原因

隋朝时期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经历了由文帝时期以“和”为主到隋炀帝时期征伐的一个变化过程。文帝建国以后重点建立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家新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怀柔政策,但是两国利益的冲突最终使得和平无望。隋炀帝对高丽诉诸武力。     

伊罗生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兼析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本文根据伊罗生档案中所发现的一些材料并结合其他史料,对美国记者伊罗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的活动和作用作了重新述评。伊罗生不仅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最先提出发起中国民权保障运动的人,开展这一运动的建议是他在与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及其他人士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斗争中紧密合作的产物。伊罗生的活动也清楚地展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中共的直接关系。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中共在与国民党较量中,其城市地下工作路线、策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页。伊罗生的参与则丰富了这一斗争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战略、资源配置方式、资金与人才来源等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解决的。不仅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业化还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为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和忠实代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也从此走上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在这一时期,受共产国际"左"的教条主义和"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开始就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致使各地城市暴动接连遭到失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多次城市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洗礼,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突破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这段历史无疑是最鲜活的案例,折射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苏维埃政权道路的认识歧异;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党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在革命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伟大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这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相隔10年,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辛亥革命要通过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复兴的路没有走通,所以使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复兴中华民族大业的历史舞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电影文化运动

以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标志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运动从兴起到抗战全面爆发,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无论是电影创作与生产,还是电影理论批评,都显示出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转变.很多本身即为共产党人的左翼文艺工作者,通过与电影界的交往、合作,广泛吸纳电影界人士加入左翼阵营;而当时的电影演员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一运动,他们通过发表电影评论,开展电影创作,使左翼电影深入社会各阶层,大大传播了中共的主张,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显示了中共夺取新的文化阵地的力量.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的关系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之一。政党制度作为政党政治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对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在我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除具有一般政党制度与社会的关系外,还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利益群体、社会资源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