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

20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不仅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左翼电影"有别,而且与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教育电影"有别。在国民党方面看来,20世纪30年代获得其推崇和褒奖的电影,并非"左翼电影",而是"教育电影"。作为两种政治属性截然不同的电影类型,"教育电影"与"左翼电影"可谓界限分明。尽管如此,在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中,"教育性"与"左翼性"的元素常常同时并存,使得它既可成为具备政治合法性的"教育电影",又可成为"左翼电影"。这导致国民党党政部门在给这些电影定性时出现混乱,在1933年的"浙省密报事件"和"艺华事件"中互相指责,并导致了国民党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改组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左翼电影"的制作策略等原因,不管是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还是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都对他们认定为"左翼电影"的电影,大多采取修剪而非禁映的措施。     

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研究综述

新启蒙运动指的是上世纪30年代由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北平和上海等地发起,旨在继承五四启蒙运动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自从其发动以来,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其性质、内容、特点等各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促使中国思想界从30年代起出现了颇具影响的“计划经济”思潮。倡导既有国民党上层人物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均试图以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把“计划经济”视作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潮导致其后政治上“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也引起人们对于“计划经济”与其赖以实现的政治条件的思考：“计划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

对于1930年代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仅从政治思想斗争及国民党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而展开研究是不够的.争论的背景和相关论述表明,它更主要是立足于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立足于对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建设等相关联系的多种认识.     

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言说中的“五四”

本来多面相的五四,随着时代的变化,自然会出现更多面相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对于五四,知识界不但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诠释,如个人解放、社会改造、内容复杂的运动等,而且也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同比附.各种阐释与比附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言说者自身的心态和思想;“五四”常常以各种曲折的形式参与现实的关怀和作为.其中,同一派别所言的五四往往因实际的需要前后不一,而不同派别对五四的认知,却能有相通之处,这既显露了五四的本相,亦昭示了更深层次的历史轨迹和走向.     

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评析

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当时的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对它的研究对于我国现代化将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全盘西化思潮的提出与发展,全盘西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以及对全盘西化思潮的评价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能对我国的现代文化建设有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场大变革时期,无论是政府中人还是一般教育者都试图对变革有所影响。文实之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论争首先发生于广州,1932年5月19日,邹鲁等政要提出在广州各大学“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由此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引发了讨论。相差仅11天,陈果夫也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十年之内停办文法科”的教育改革方案,此后围绕着是否应该“抑文重实”发生了全国性的讨论。这场貌似简单的关于一条具体教育改革措施的论争,实际上隐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社会问题的解决、国难的因应、地方和中央之争、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争等无一不在其中。梳理纷纭,揭示细故,既可再现当时教育变革的场景,又可发现隐藏在教育中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政治、信仰危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削弱;而这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陡然增加.这些因素构成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诱因.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言之,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上的建树两个显著特点.     

20世纪30年代影坛才女艾霞

1933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现代一女性》摄制完成并公映。该片不但因其追求妇女解放的鲜明主题引人注目,而且由于其中女主角葡萄的扮演者又是该片的编剧,而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女演员队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写点小文章便算不易的情况下,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与赞赏,从而使这位女演员在众多走红的明星中脱颖而出,独放异彩。这位影坛才女便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声名日盛、年仅21岁的艾霞。     

20世纪20至30年代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繁荣

20世纪由于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政策,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教授课程、师资力量以及学校规模都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一场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而且,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呈现出主题含混、支题芜杂和论争阵营划分相对不够"清晰"等诸多特征.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及其"邹平实验".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及态度.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被批判一方的内部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     

Religious liberty for the Chinese child: missionary debates in the 1930s

ABSTRACT

In 1931,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debated the possibility of replacing Bible Study with a comparative religions course for elementary-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e possible by the ecumenical and indigenization movements within Christianity, this debate intersected with multiple issues: Western accommodation to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Christian resistance to growing secularization in the West, including elements of the social gospel; and clerical responses to child-centered pedagogies. Furthermore, liberals also promoted religious studies as a method for increas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world peace after World War II. While previous scholars have situated government registration of parochial schools within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is article asserts that missionaries in the 1930s viewed children’s religious educ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both Chinese indigenization and global secularization.     

中国知识界与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以研究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化、民族诸问题为目的的非官方国际组织。1929年,当其第三届双年会召开时,由于会议议题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格外关注。太平洋学会在中国的声望也由此而达到颠峰。然而,会议的结果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幻想,引发了对这一国际组织的失望。造成这一失落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芝加哥华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跨国移民与商业活动

论文通过中英文原始资料,追述了芝加哥唐人街历史,论证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华人社区在跨国移民与商业网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芝加哥所拥有的水陆空交通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让城中的华人杂货业得以扩大生意范围;芝加哥的国际化氛围还培养了中餐精致饮食文化的先驱;城内的华人洗衣业也成为美国中西部城镇洗衣业的典范。这些特征都表明了芝加哥城内的华埠社区是美国中西部地区跨国移民与商贸中心的一个重要枢纽。华人企业家们不仅仅为他们个人商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华人社区及家乡父老的集体生存、发展与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0年代日本在华走私白银活动述评

20世纪30年代,世界银价上涨,大批日、朝、台人分别以日本、朝鲜、台湾为基地,通过各种巧妙方式将中国白银走私出口。美国的白银政策和国民政府的对策、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压迫,使白银走私屡禁不止,白银大量外流破坏了中国金融秩序,引发恐慌和经济危机。日本在白银走私中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仍无法掩盖其侵略的本质。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

海关金单位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金领域内一系列重要项改革之一,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制止了金贵银贱风潮给中国关税收入所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维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债信,对债赔各款偿付方式作出必要的改革;另外,海关金单位的制度设计还直接包含或涉及到了黄金外汇市场运作、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领域,为这些领域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各相关机构部门,如行政院、财政部、海关总税务司、中央银行等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也是海关金单位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     

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指责--以《独立评论》为例

《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严重外患的背景下,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同时本来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立场,自然也使他们对中共进行了许多批评;此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言论环境中,他们对中共的认识还很难摆脱偏见和错误。具体把握30年代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态度,对认识这一群体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特征及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