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攻为守: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决策经过(1918—1921)

1918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可以说是北京政府在困境中的积极作为。其主动出兵,其实是以攻为守,虽然属于对外作战,但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恢复自身权益。在出兵西伯利亚的行动中,北京政府名义上是为了护侨和防备德奥,表面上是应对俄国,实际上是针对日本,阻止其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充分利用日本同其他协约国的矛盾,尤其是日本与美国的矛盾,挫败其侵占中东铁路的图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罗马教廷通使问题再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鉴于罗马教廷在国际调和中的角色,决定借助与教廷通使,在战后和会中占据有利位置,进而制衡日本。法国获悉通使事后,托辞此事有违中法《天津条约》保教权条款,且教廷存在亲德嫌疑,试图强行阻挡通使。英、美、日等协约国集团成员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积极附和法国,逼迫北京政府暂缓乃至取消通使。在法国的催逼和协约国成员的附和之下,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开罪法国,顺利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在交涉过程中步步退让,导致通使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此次通使的失败,昭示着北京政府联合教廷制衡日本外交策略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处境的预演。     

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

如何处置在华德侨是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内政与外交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二战后国民政府的德侨政策经历了由沿用战时办法,到采取德日侨民同等待遇,再到"宽待德侨"的演变。根据《德侨处理办法》,明确以集中、留用、遣送的方式管理在华德侨。在政府监督与德侨自治的模式下,德侨的集中营生活颇为舒适。国民政府留用德侨则采取实用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策略。中美遣送德侨标准不一,引起双方关于遣送名单的博弈。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折射出原本已实现"内政化"的外侨管理复萌"外交化"的故态。     

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

对于参战案的探讨,以往较多集中于府院之争、派系之争、南北之争上,对参战一事颇多贬斥。从外交史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实有必要。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宣布中立。这一政策看似稳妥,但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境况下却蕴藏着危机。虽曾有人提出对德采取积极进取政策的建议,惜未被采纳。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退缩。1917年,转机出现。围绕着中国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绝交宣战,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及社会各界都卷入了争论。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北京政府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问世

正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29万字,38元邓野著《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重点探讨了巴黎和会时期中国的外交交涉与政派利益分歧,强调巴黎和会对于北京政府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外交与内政更是纠缠不清,相互影响。如当年强烈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之荣耀。作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89元该著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展开论述,系统阐述了一战爆发后中国从中立到参战的历史过程,并首次详细论证了中国走向一战的一些关键节点。一战爆发后,北京政府虽抱定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在未能达到最佳外交局势的情形下,北京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是为了防日。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日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

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是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正式启动了修约外交,试图依靠强国进行集体交涉。两会的结局,表明集体交涉难以奏效,它开始变换策略,采取国别交涉的方针,并在举国一致的激昂民气的推动下,由修约走向废约。但是,北京政府不敢对强国采取废约方针,而是实行差别政策。其本身的种种局限,以及中国内部难以克服的各种弱点,制约着废约斗争的发展。     

一战爆发后中国的中立问题——以日本对德宣战前为主的考察

一战爆发后,北京政府虽抱定了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在宣布中立前,外交部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外交支持和日本自身中立的保证,但内外形势并未给外交斡旋留出更多的时间。在未能达到最佳的外交局势下,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为了防日。宣布中立后,北京政府即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着手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内政上,申令各地严格遵守中立条规;外交上则寻找途径防止日本侵占山东:或者宣战,或者直接收回青岛。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外交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     

再论五卅惨案"十三条"交涉条件的提出

1925年五卅惨案(简称沪案)发生后,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关于沪案交涉的意见和主张,积极干预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活动.其中最有影响者,莫过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与上海总商会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被北京政府用作沪案交涉正式条件的"十三条".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中国黄金的货币性问题述论

中国以黄金为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建立,长达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黄金一直在我国货币制度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我国货币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货币史学界、经济史学界以及钱币学界对我国历史上是否以黄金为币,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和分歧。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仍然是彭信威、萧清等前辈货币史学家的学术观点,认为黄金自春秋战国时期进入流通领域,秦汉时期发展到顶峰,东汉以后,黄金的使用“骤然减少,而且它的货币作用也衰退了”。①部分学者因黄金作为货币的使用范围不够广泛,流通性远不及铜钱,故…     

民国初期在华西人尊孔思想平议

在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冲突中,在华西人的态度引人注目.他们提倡中西文化调和,主张尊崇孔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孔教运动的发展.尽管他们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思想在总体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西方人的身份来看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因此,也有其独特性.他们主张尊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西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与社会变动

农民纷纷离开久居的村庄外出谋生,是民国时期华北农村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其时的农民离村,虽大多为连年的灾荒和不堪重负的捐税等因素所致,但农民离村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口由农业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的自然调配,以及通过迁徙所带来的人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诚然,由于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多为生计所迫,迁徙的无序性,加之政府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量的农民离村也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     

清末民初日本对华投资研究拾遗

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经济侵略中,来自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的侵略尤为值得研究。学界对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往往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掠夺”,对间接的“对华投资”未有足够重视。并且,日本是一个刚刚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东亚国家,是一个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尚未真正完成“工业革命”的“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投资”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当有重要区别。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特征将会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正义的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上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场之一,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为中国取得独立与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成为中国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和战后新中国崛起的起点与开端。     

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

文章探讨了民国社会的地域性特征及这一特征的三种观念表现形式——家乡观念、地界观念和同乡观念,分析了三种地方心理观念的相互关系、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加拿大有个小镇叫『中国』

加拿大蒙特利尔西南20公里有一个小镇叫LACHINE,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叫“中国”。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奇隆,“中国”的英文名称不是“china”么？的确,一直以来西方就以china来称呼中国,与“瓷器”的英文单词是同一个。     

论中国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

中国古代广告媒介是古代广告信息传播的工具和载体。广告媒介的使用者往往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广告媒介使用范围基本没有超出原始族群活动区域和商人活动的狭隘“市场”范畴;从其社会功用看,古代广告媒介大致分为肢体语言、借代物和手工广告媒体三大类。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传递着中国古代社会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