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推断,以"英法苏合作"和"民主国阵营获胜"为前提。由于1939年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春英法在欧战中的溃败,这两个前提一时消失,并带来众多变数,致使蒋介石在对外政策上陷入观望和动摇。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但因为苏联的取向未明,蒋喜忧交加,故其初期因应系以中立谋左右逢源。其后,随着对德苏关系及英德战局观察的深入,蒋引导中国外交重返首重美国、促进中美英苏抗日合作的路线。在针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多边外交中,蒋以国际形势压日本接受公正和平的尝试受挫,但其他方面均获基本成功。     

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蒋介石抗日外交个案研究之四

在局限于苏德双边关系时,蒋介石的判断相当具有远见。其对苏德必战的早期预测,既使中国避免了在结盟问题上作出错误选择,又引导国民政府克服了在《曰苏中立条约》后一度出现的动摇,还通过中国共产党为苏联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但是,在论及日苏德三边关系时,蒋介石关于日本必和德国夹攻苏联的判断却失之于理想化。蒋视苏德战争为中国否极泰来的转机,其在战争实际爆发后确定的联苏反德方针,主要目的是促成苏德战争扩大为日苏德战争。     

国民政府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兼论蒋介石的战略眼光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成员对苏德战局的现状和走向持续进行着研判.战争伊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征求对战局的看法,多数意见判断苏德战争将演化为持久战.最初两个月的战局扑朔迷离,但蒋介石与其幕僚通过对驻外机构传回情报的分析,仍未改变之前的判断.基辅会战期间,不少人受前方情报的误导,未能及时觉察德军的胜利,蒋介石则出于诱使日军北上进犯苏联的战略设想,巧合地"预测"到基辅的沦陷.莫斯科会战期间,驻外机构的情报工作恢复正常,国民政府诸人根据传回的信息逐渐意识到战局的逆转,唯蒋介石固守之前的战略设想,拒绝接受此种事实.得益于驻外机构的努力和中国抗战的经验,国民政府中多数人对苏德战局的研判体现了其在国际政治、军事战略上的良好水准.而蒋介石本人于此际的战略眼光,部分依赖于集体智慧,部分出自其诱日犯苏的战略设想,尚未显示出过人的判断力.     

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

“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 ,但欧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并未欢欣鼓舞 ,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苏德的突然妥协出乎中国意料 ,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应对 ,并力图因势利导。已处于权力高峰的蒋介石 ,其对德宣战的主张和发表表态性宣言的设想 ,竟受阻于下属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内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从战略角度看 ,欧战对中国有利 ,但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 ,中苏关系日渐疏远 ,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一向对苏恭顺的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利用以收回新疆主权,避免了分离祖国的危险倾向,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另一方面由于中苏之间隔阂益深,福兮祸之所伏,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了。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     

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牵涉国际局势变动,同时也影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以往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的因应与决策,忽略了这些决策系奠基于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的观察。国民政府在三国同盟酝酿至签订期间,亟关注此事发展,由原以为是防共协议的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到包括英美,这种对象改变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自不可同日而语。故对国民政府而言,三国同盟的重点不仅在于日本选择与德意结合,更重要的是代表日本决定南进,直接与英美为敌,如此必然直接影响太平洋局势的剧变。在认清此关键后,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三国缔结同盟后不必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与轴心集团为敌,首要之务在促使日本南进,迫使美国真正重视亚洲战场。     

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蒋介石羊城两遇刺始末

蒋介石的一生中曾多次遇刺，险些丧命。最著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江湖义士王亚樵指使刺客冒充记者，趁照集体相之机“刺蒋”，结果鬼使神差，蒋因故未露面，刺客孙凤鸣只好将子弹射向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地位仅低于蒋介石的汪精卫，蒋介石因此逃过一劫。事实上，蒋介石此前在广州任国民政府广州卫戍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已经两次遭遇刺客。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日战争从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