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与援朝抗倭战争

明朝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战争,是一场对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的国际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朝鲜称为“壬辰、丁酉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1537—1598）统一日本,遂于1592年4月进攻朝鲜,势如破竹。应朝鲜政府之请,明军自7月起陆续入朝抗倭,并于1593年1月赢得平壤战役的重大胜利。     

登州港在明朝“壬辰战争”中的作用

前言 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战争”。这场战争中,日本出动水陆军二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两个月内朝鲜“三都八道”几乎全部沦陷。朝鲜国王李睑派使节向明朝求援,明政府旋即做出援朝抗日的决定。在长达七年之久的战争中,登州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明代万历时期中朝“中江关市”设罢之始末

明代万历二十年,由于日本大举入侵朝鲜,朝鲜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为国计民生,朝鲜主动向中国提出开设“中江关市”要求。中江关市开设后,对朝鲜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在朝鲜的一再坚持下,中江关市最终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关闭。     

万历抗日援朝战争之露梁海战

正露梁海战作为一场明朝水师抗日援朝的海外战争,其背景还得从发动战争的日本侵略者说起。一万历十年(日本天正十年,1582年),日本发生"本能寺之变",不久之后,丰臣秀吉接替织田信长,成为织田氏实际上的掌权者。万历十五年(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征服日本九州,统一日本。他企图以九州为基地,首先征服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为此,丰臣秀吉还特地向海盗汪直的遗党询问当时中国的情况。据朝鲜《宣祖修正     

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援朝之战 ,是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也是中朝第一次联合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世界变化背景下中、日、朝关系 ,即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 ,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本文从战争的视角 ,对明朝的政治实态进行考察 ,剖析诸多政治问题 ,并以此为枢纽 ,透视明朝后期政治走向衰败的态势。     

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源流

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源流陈奉林靳颖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可追溯到１６世纪末叶的丰臣秀吉时代。丰臣秀吉在策划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明朝的同时,于１５９１年正式通知控制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政府,要它向日本称臣纳贡。这个狂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对后来日本的外交走...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     

元末明初东亚倭患与“倭寇外交”研究的新视野

正14世纪中后期,东亚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局面。中国各地起义不断,烽火四起,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朝鲜半岛内外交困,最终李成桂推翻高丽政权,开启了李氏朝鲜时代。在日本,南北朝对立,各股势力相互征伐,战火连绵。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倭寇四处流窜,不断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烧杀抢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为解决倭寇问题,中国和朝鲜不断同日本交涉,要求日本管束和平息倭寇。日本能否禁倭,直接影响东亚三国关系的冷暖。鉴于倭寇问题     

浅谈历史上丰臣秀吉之思想来源

战国时代的丰臣秀吉一生始终贯穿着征战的思想,他统一日本,但却无法满足其膨胀的野心,企图侵略朝鲜,进而入主明朝,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大帝国。可见丰臣秀吉的欲望野心,本文借明晰丰臣秀的思想来源,来更加全面认识以其人为代表的日本战国时代封建主,深入了解日本国民性。笔者认为他的思想来源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武家思想、禅宗思想和神国思想。     

倭寇与丽日关系

高丽王朝(936~1392年)的四百余年间,与中国政权建立了以"事大"为宗旨的外交关系,而与东邻日本却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随着安孝大王十一年(1223年)五月倭寇入侵金州,高丽的倭寇之患开始。高丽王朝在积极防御和打击倭寇的同时,开始向日本国派遣使节,两国开始了官方接触。元征日本之后,丽日关系出现低谷,但是随着倭寇入侵的加剧,高丽主动发展同日本的官方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倭寇入侵促进了高丽王朝同日本的官方交往与联系。     

抗倭战史回顾

一般认为,抗倭开始于元末,明万历年间结束。 第一阶段:洪武年间(1368-1398)。外交途径无法解决倭寇问题,明朝决定实行海禁政策。洪武十三年(1380年),日本官府牵连胡惟庸事件,明朝断绝了与日本官方的关系,开始在沿海建设大规模的防务工事,先后派汤和、周德兴防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南朝已经被北朝所并,南朝浪人与海盗商人相勾结,倭寇之祸益烈。但由于此时明朝国力强盛,防御有方,终洪武之世,海禁严格,海防晏然,倭寇并未酿成大祸。     

以“小华”观“中华”——壬辰倭乱后朝鲜战俘鲁认的中国之行

万历二十七年,壬辰倭乱中的朝鲜战俘鲁认在明人援助下从日本逃至中国福建,并与当地士子和官员进行文化交流,其《锦溪日记》和《锦溪集》生动地记录了这段传奇经历。鲁认选择迂道中国,他对忠孝节义的诗文表达、对《朱子家礼》的恪遵、对"止修"学说的接受、对佛教的排斥,皆表现出朝鲜士人强烈的朱子学背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小华"观念,使鲁认的中国之行,成为"以小华观中华"的文化之旅,藉此可以考察朝鲜和明朝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     

明代琉球王国与东亚国家的交往及其生存空间

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以明朝居于支配中心的东亚世界里,琉球王国自始至终以睦邻友好甚至是谦卑的姿态、小心谨慎地与明朝、朝鲜、日本这几个近邻国家保持着政治经济往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方面,积极加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寻求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与日本、朝鲜和平相处,互通商贸,获取最大利益。处于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琉球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宗主国明朝的国家兴衰相连。在明末国家势力衰退之时,日本萨摩藩岛津氏于1609年入侵琉球,体现出其试图构建东亚日本式"华夷秩序"的野心。     

《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

《虔台倭纂》是基于对嘉靖 "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 "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私人著述。通过对该书编撰群体及成书过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早在 "壬辰之役"之前,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关于 "日本"与 "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这部分来源于嘉靖年间曾任职于 "倭患"猖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江西籍官员,对"倭寇"相关问题的介绍与传播。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地区平倭御寇斗争的参与,极大强化了两个地域间的内在精神联系,也成为其塑造、强化自身地方荣誉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本为 "倭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日渐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     

开阳历史上的“文韬武略”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前后,大明帝国的内外局势并不平静。哱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在西南,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也于这一年发动叛乱。位于开阳县乌江中游南岸的＂明征播战亡士卒合冢墓＂记录了这一场战争的惨烈。     

倭寇、被虏人与明代的海防军

１５世纪初的明永乐年间,日本海盗集团（倭寇）入侵中国,大肆进行掠夺。沿海军民或被杀戮,或被俘获并转卖至日本。针对倭祸的蔓延,明朝政府极力筹划海防,组织御倭。在此背景下,辽东总兵官刘江于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年）奉命出击,大破倭寇于望海（今辽宁金县东北）,使倭祸稍息。在被掳的军民中,有的后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被送归,有的还被安排在被俘前所供职的沿海卫所,继续为海防而效命。     

抗倭关键词

倭寇 中国和朝鲜对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侵扰抢劫的日本海盗集团的称呼。最早使用"倭寇"这一名词是在朝鲜《高丽史》中。倭是古代对日本的称谓,日本海盗由日本武士、浪人以及商人组成,有时得到日本国内封建主支持。因为倭寇又可以是指倭人的一种侵略行为,凡是对外侵略的日本人通常都称为倭寇,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     

日本古名城 熊本城

熊本城位于日本熊本县熊本市,是日本著名景点之一,与大坂城、姬路城合称为日本的三大古名城。1607年,丰臣秀吉的旗下大将——加藤清正为熊本城主,开始建造熊本城。加藤清正是日本战国末期数一数二的勇将,甚至在中国明朝的史书中有如此记载:"倭人清正,强悍、严厉,实乃酋中名将也。"事实上,在日本的筑城史上,清正流也是占了重要的一席的。清正的筑城才能,早在筑造大坂城时为丰臣秀吉所发现,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清     

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

<正>一、程鹏起《灵岩寺诗碑》当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之役"(1592)爆发后,明朝政府提出征用暹罗国(今泰国)兵进击日本本土的战略,即"借兵暹罗"。关于此事较早的记载,出现在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于慎行《谷山笔麈》及萧彦《制府疏草》中。~①近年来,学人对这一体现亚洲各国与"壬辰之役"产生联动的特殊事件充分关注,如郑洁西较为详尽地探讨了这一议案自提出、反响、实施     

走进三多堂

远古的化石能看出生物当年的体态,晋商留下的大院能显示其彼时的繁荣。以多福、多寿、多男为追求目标的“三多堂”,就是山西太谷县曹姓富商的生动化石。位于太谷城西南5公里北洸村的曹家,起于明朝,盛于清代,它在明时就在关外七厅设立了商号,清兵入关后它又把生意做在了关内。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其店铺遍布大江南北,多达640多座,资产1200万两白银,雇员达到37000余人,后来又进而在日本东京、蒙古乌兰巴托、朝鲜平壤、德国柏林、英国伦敦、俄国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莫斯科等地都设立了商号。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淫逸和日本的入侵,曹家虽然衰败了,但留存下的“三多堂”之房舍与遗物,仍十分强烈地反映着当年的繁荣和辉煌,细心的人们仍然能从中得到不少启示和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