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 1 92 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 ,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 ,或激进与温和之别 ,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 ,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 ,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 ,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我的父亲阎宝航

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阎宝航”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从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到国民党高官,直至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位特殊人物,阎宝航的一生充满了种种传奇色彩。但因为各种原因,他的故事却长期被遗忘于主流的历史宣传中。     

我与干爸爸王鹤寿

在父辈中,我最亲爱的人除了父母外,就是干爸爸王鹤寿了。 为什么会有王鹤寿这个干爸爸呢？说来话长,我爸和干爸爸是国民党时期南京军人监狱的难友,他们都是狱中最英勇顽强、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囚徒,彼止瞎酹艮敬佩,结下生死之谊。被党营救出狱后,先后到了延安,关系自然密切。他俩以及胡耀邦,据说当时被称为“桃园三结义”。     

我劝晏勋甫留下来

1949年春天,江汉军区城工部邱肱良、林涯萍两同志派人来武汉与我的丈夫林厚周接头,叮嘱我们不离开武汉,并要林厚周到汉川斗埠头江汉军区城工部去接受反搬迁的具体任务。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军、政、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都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要么留下来迎接解放,跟共产党走。     

我这一生就搭帮共产党

1949年盛夏,我才16岁。当时湖南永州城乡风传共产党进展神速,国民党快垮台了。每天撤向广西的军用车川流不息,昼夜都有,抓壮丁成风,很多人为此神经绷紧。一天傍晚,我担水回家,一辆满载军人的卡车突然停在我面前,车上跳下两个军人,如狼似虎,二话不说,抓住我就推上车,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抓壮丁了。     

军管会管什么

关于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中央有明确规定：“一、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活动,并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逮捕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军火武器及其他违禁品,解散国民党、三青团及蒋介石集团系统下之其他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组织。     

军管会管什么

关于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中央有明确规定：“一、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活动，并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逮捕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军火武器及其他违禁品，解散国民党、三青团及蒋介石集团系统下之其他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组织。     

我与田纪云同志的浓厚情怀

如果纯以"个人恩怨"计,冯玉祥对我来说,可谓是"既仇又亲",而田纪云对我来说,则是"情深未报",故而为此文。人世间往往都会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以我而论,原本是一个普通一兵,但在身世上竟会与国、共两党的位均高至副委员长的大人物同时有着血与情的切不断的关系。如国民党的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是我的姑表舅,有着非常近的血缘关系,按民间的说法是:"姑表亲辈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     

怀念诗人方然

2010年8月25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谢韬叔叔去世。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女儿谢小玲翻出了他60年前的日记。小玲激动地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简直是在看一个精彩的爱情故事。是你父母的?不是,是诗人方然和钱瑛的爱情故事呀!     

我的三叔王鹤寿

人们常说父亲是儿女心中的一座山,而我的三叔王鹤寿更是我心中巍巍长青的大山。三叔年少有志,十几岁就离家跟党闹革命,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一辈子。他一生坎坷,6次蹲进国民党的监狱,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又含冤蹲狱多年,     

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

1956年秋,波兰军队文工团来华访问。鉴于是较庞大的艺术团,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决定,请田汉坐镇指挥接待工作。田汉和夫人安娥一起来到接待办公室,当田汉介绍安娥时,我大吃一惊:"安娥!《渔光曲》的作,我年轻时还为《渔光曲》跳过舞呢!"安娥大姐问我:"你那时多大年纪?"我说:"13岁。"她说:"啊!那你是老同志了!"我未敢再说话。     

黄怒波 我愿做中国梦的一个偶像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个子很高,1米9,当他站起来握手的时候,这种优势就会非常凸显。黄怒波有着多重身份：诗人,官员,商人。黄怒波是一个枭雄式人物,他身上有那个时代很浓厚的印记：两岁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自杀,13岁失去母亲,中年,又曾遭遇女人的抛弃、朋友及下属的背叛……他亲手写的那篇《我所经历的最凶险的公司政治》,历陈了他在政界和商界所经历的排挤、背叛和勾心斗角。     

长歌当哭忆林昭

为了追求真理,1968年4月林昭被林、江反革命集团杀害于上海监狱。在对林、江反革命集团审判期间,由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等共同采写的《历史的审判》报道中,把林昭和张志新烈士相提并论,称她是一个"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的"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这一崇高的评价无疑是十分确切的。     

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

小站地区在天津市的南郊,以出产小站稻闻名。小站也以出军阀闻名。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到小站接统"定武军",扩编为新建陆军,揭开了清军编制现代化的序幕,是中国军事史的重大转折。1964年,又因一个"四清报告"得到毛泽东赏识使小站闻名全国。据我所知,这是天津解放以来得到中央批转的最重要的文件,也是影响最坏的文件。我是这个报告的起草人,同时也在小站镇参加过3个月的"四清"工作,现将这一事件记述如下。     

福建“文革” 动乱的十年（上）——选自《福建省志·共产党志》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福建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从《五一六通知》发布到1968年秋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第一阶段;从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开展“斗、批、改”到1974年底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改组是第二阶段;从1975年的全面整顿到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是第三阶段。     

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何堪回首何堪回首,在这里又不能不回首。记得是1955年的初夏,我跟随一支开进北大荒的部队(农建二师),在荒原里踏查(我想写一部垦荒的小说)。一天,我正在师部里参加他们的党委会,突然收到省里的一封催我立即回省城的电报。什么事?没说。没有说,就说明是电报里不能透露的事情,而"立即",又说明是急事,我带着忐忑不安和狐疑,回到了哈尔滨。     

张治中：主席，你走得太快，我跟不上

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跟随蒋介石20年,但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下是张治中的长女对父亲“文革”最后岁月的回忆——     

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