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了3篇文章。高文宝、吴宇虹合作的《宁乌尔塔神话——两河文明征服开发周围区的象征表达》通过梳理关于宁乌尔塔神的楔文泥板作品,指出了两河流域文明在与其周边地区文明冲突与交流中所发挥的中心辐射作用以及宁乌尔塔神的战神兼农神身份所具有的历史含义。何珵的《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一文考察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就"领导权问题"     

奴隶劳动在两河流域家庭农业中的重要作用——以两件分家泥板文书为例

本文分析了乌尔第三王朝和古巴比伦时期的两件分家文书.文件表明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家庭生产资料中,奴隶作为动产的主要部分在家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家庭在生产劳动中大量使用男女奴隶劳动力,说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社会上的农业文明,古代两河流域社会是奴隶制社会.     

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与历史

古代两河流域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有主角各异的创世神话。苏美尔时期,创世神话版本众多,主角各异,其原因在于各城邦分别为其保护神编造了不同的创世神话。巴比伦人是苏美尔文化的继承者,早期的巴比伦创世神话是从苏美尔创世神话改编而来。名副其实的巴比伦创世神话是随巴比伦的保护神马尔都克地位的提高而产生的,而马尔都克地位的提高依赖于巴比伦政权的崛起。亚述创世神话是从巴比伦创世神话改编而来,它的改编在于亚述的保护神阿淑尔地位的提高,而阿淑尔地位的提高依赖于亚述帝国的异军突起。总之,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之一,其发展演变与不同时期的保护神地位的提升有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的变化又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     

科尔德威与巴比伦城的考古发掘

<正>巴比伦城发展史巴比伦城是两河流域文明进程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位于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85公里的巴比伦省希拉市(Hillah Babil)。在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34~前2193年)、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时期,巴比伦城还是隶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城邦。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流域陷入分裂的局面,来自叙利亚地区的阿摩利人首领苏穆阿布占领巴比     

一部探求古代两河流域经济活动的拓荒之作——《古巴比伦时期不动产经济活动研究》述评

<正>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文明,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对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公元前539年8月,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王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两河流域文明走到历史尽头。今日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之上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下):档案重建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银贷业十分发达。本文根据4本汇集了全部出土于宗教中心尼普尔城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经济档案文件的原文集,以出土借据中的落款日期和商人的名字为序列,对7个主要商人的文件进行了档案重建,进而为理解古代两河经济领域中货币形式、银贷利率、商人职能等金融和商业规律提供第一手史料。     

楔形文字文明的特点

<正>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这五个“性”全面且准确地总结和概括了中华文明几个突出特点。这个概括对研究和评价其他文明很有启发作用。下面我谈谈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或更确切地说,楔形文字文明的特点,不求全面,仅以一孔之见向各位专家和同仁请教 。如何界定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就字面意义而言,两河流域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是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定义只指出了文明发生的地点,     

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白银的货币功能探析

关于两河流域历史上是否使用货币以及何时开始使用货币的问题,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在古代货币问题的研究上,卡尔·波兰尼所区分的四种货币功能,即支付手段、价值标准、交易媒介和储存手段,已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共识和出发点。利用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温马省的经济管理文献,可以追踪白银在该省经济活动中的流通过程,进而论证白银的上述四种货币功能对温马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乌尔第三王朝高度集中的再分配经济中,白银所执行的货币功能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包括缴纳赋税的依附民、温马省政府和王室)都提供了一定的弹性和自由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古代近东文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波斯等古文明探研》出版

正《古代近东文明》,西南大学李海峰教授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近东地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古文明,然而这些古文明大多属于"死而复生"的文明,世人对这些古文明的具体内容所知甚少。该著作是国内第一本详细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波斯文明、赫梯文明和古犹太文明等五大文明板块的著作。该著作细致地梳理了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等学科的诞生、发展史,重点介绍了五大文明板块所取得的辉煌文化成果。该著作颇具新意,在国内首次翻译了历史上第一部法典《乌尔那穆法典》及《新巴比伦法典》的全文,对古埃及的历史分期采用了国际最新的     

不断更替的伊拉克文明

两河流域的文明史可谓是 一部外族不断入侵的历史。据考 古发掘证明,两河流域文明的最 早创立者是苏美尔人,但学术界基本一致认为,苏美尔人不是那里的原始居民。他们是大约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来到两河流域的凯什一带并逐渐占领了两河流域的南部,建立的国家。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的王光胜作《秃鹫碑铭文译注》提供了刻于公元前25世纪的两河流域早王朝铭文之一《秃鹫碑铭文》的中文译注本,该碑内容涉及城邦、战争、宗教、艺术,是研究古代两河流于历史的重要文献。张若一《论希伯来巨人神话体系——形象、母题及其意识形态观念》认为,希伯来巨人神话形象源自以色列上古传说,以色列很早形成了"以巨人言恶"的书写传统,此类神话是研究以色列民族关于罪恶起源、公义、神学、哲学思辨观念的复合载体。齐虹、徐晓     

税制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

乌尔第三王朝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赋税制度是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实现其国家治理、巩固中央集权制政权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从第二王舒尔吉时期税制的建立,到第三王阿马尔辛时期税制的微调,再到第四王舒辛时期税制的变革,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政策经历了由主动进取到被动冒进的演变。这三位国王统治时期的税制演变,不仅影响了乌尔第三王朝财政政策的执行与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加体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模式与特征,为重新认识人类文明早期国家的构建提供了直接证据和重要的参考。     

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温马省神庙宝库记录初探

本文初步梳理了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温马行省出土的神庙宝库记录。这些记录记载了温马社会的中上层成员向当地的多位神祇,尤其是温马的保护神沙腊,所进献的许愿物和还愿物,主要为宝石和贵金属制成的物品。研究结果显示,在神庙中设有专门宝库存储这些贵重物品,且有专人负责管理。本文还进一步推断,对这些奉献物享有支配权的是温马总督,而非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     

浅谈契丹族的起源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宇文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纭,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契丹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里也是我国古代北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本文主要介绍了契丹民族起源的传说"白马青牛",契丹的起源地,契丹的族源,以及契丹的族称。     

古代两河流域早期王衔的沿革与国家形态的演变

古代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一般都拥有许多头衔和名号,有些头衔反映了统治者与神灵的关系,有些头衔则反映了国王的权势。^④古代两河流域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都致力于开疆辟土和拓展势力范围,国王的权势往往体现在其控制的疆域面积上。国家版图的扩大往往会引起国家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国家形态的演变,上述变化往往体现在彰显国王声威的头衔的发展演变上。因此,本文拟追溯早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城邦争霸阶段(The Period of Struggle for Hegemony,约公元前2600—前2350年)以及阿卡德王国(Akkadian Kingdom,约公元前2334—前2154年)与乌尔第三王朝(The Third Dynasty of Ur,简称Ur III,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时期标志统治者权势的头衔的历史沿革,来考察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情况。     

多灾多难的两河文明

古代的四大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两河文明。其中,由苏美尔·巴比伦人创造的两河文明之花就盛开在今日战火连天的伊拉克国家大地之上。 两河流域文明持续了3000年之久,在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兴起以后才逐渐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此后在当地兴起的伊斯兰文化和主要居民阿拉伯人由于不是两河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不知道这一古老文明的丰富内容,也无法继承和保存这些遗产。由于两河流域当地缺     

失落的古巴比伦文明

这里是《圣经》中所说的“伊甸园”。 这里是诺亚放飞和平鸽的地方。 但在这里鸽子很少衔来橄榄枝。 这便是的两河流域的伊拉克。 苏美尔肇造历史 这个早已消亡的两河流域文明现在被史学界公认为与古埃及、中国并称世界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事     

统一视角下的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研究——以《汉穆腊比法典》、书信和铭文为依据

经过30余年的外交斡旋和军事征服，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于公元前1755年重建了两河流域的统一王权，结束了该地区200余年的政治分裂局面。而文化传统、习俗和法律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公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对新兴的巴比伦帝国的治理提出了挑战。《汉穆腊比法典》、铭文和书信等出土文献表明，他承继了两河流域原有的国家治理传统，以“王权神授”的理念宣扬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的指导下，以法确立和维护巴比伦的社会秩序，保护其臣民的财产权利和生命安全。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的理念和举措，为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治理理念和传统提供了重要参考。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上)

古代两河流域银贷业商人的苏美尔文为dam-gàr,他们是从事借贷和买卖获利的专业人员。本文根据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原始经济档案研究了7个主要商人的借据档案,总结了有息和无息贷款、大麦借贷的基本高利率,大麦和其他物品的一般价格,以及银钱和大麦转换借贷形式等规律,并对散乱发表的出土借据中的7个主要商人的文件进行了档案重建,进而为理解古代两河经济领域中货币形式、银贷利率、商人职能等金融和商业规律提供第一手史料。     

关于蚀花玉髓珠的几点认识

古代两河流域、印度河河谷文明和中国新疆、西藏、四川、云南甚至包括东南亚部分地区,由于很早就有相互往来,故在文化、工艺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影响。本文以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发现于这些地区的蚀花玉髓珠为例,对其特征及出土地做了整理,并参照前辈学者的论述,就该时期蚀花玉髓珠的工艺来源和传播途径进行了简单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