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俗称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国家一类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的明屋达格山。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叶,早于敦煌莫高窟300年,于8世纪后逐渐被废弃,共有石窟251个,已编号的洞窟有246个,内存壁画约1万平方米。克孜尔石窟艺术是洞窟、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成独有的龟兹风格,从中可以窥见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的发展、流传和演变的脉络,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

2010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50多处洞窟和许多窟前遗迹,以及一处地面佛寺。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00平方米,还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吐峪沟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新清理的两处礼拜窟应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对佛教美术中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认识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包括了建筑、雕塑以及壁画几个部分。克孜尔石窟是现今新疆石窟遗迹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一处,同时也是我国修建时间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克孜尔石窟由于历史的变化,遭到了重大的破坏,其雕塑群已基本无存,但是壁画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主要有三大类主题:佛本生故事画、佛因缘故事画以及佛传画。这三类不同主题的壁画,基本上概括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内容形式。本文将对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一番探讨,希望由此能够表达出我对佛教美术的一些认识。     

对佛教美术中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认识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包括了建筑、雕塑以及壁画几个部分。克孜尔石窟是现今新疆石窟遗迹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一处,同时也是我国修建时间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克孜尔石窟由于历史的变化,遭到了重大的破坏,其雕塑群已基本无存,但是壁画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主要有三大类主题：佛本生故事画、佛因缘故事画以及佛传画。这三类不同主题的壁画,基本上概括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内容形式。本文将对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一番探讨,希望由此能够表达出我对佛教美术的一些认识。     

从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

本文在前人研究新疆屯田史、农业开发史和自然环境变迁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天山北麓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本文主体内容的第一部分概括天山北麓自然环境特点的基础和大规模农业开发以前天山北麓的游牧文化景观,这是理解乾隆年间人与环境互动的基础;第二部分,通过引用丰富的历史记载,细致而微地呈现了乾隆年间迁移而来的农耕民族如何看待这片土地、农业耕种如何从无到有、由内地带来的农业耕作制度和技术如何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等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最后,复原了乾隆六十年(1795)天山北麓的地理景观,总结指出乾隆年间天山北麓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平原地区(出现的农业聚落和绿洲农业景观),迁移而来的屯兵、户民和天山北麓的自然环境共同造就了乾隆末年天山北麓的地理景观特征。     

石窟寺佛教瘗葬形式与传统丧葬礼俗之关系

西魏以降石窟寺中大量出现的瘗葬形式 ,是佛教传入我国后 ,佛教信仰特别是其中的“轮回”说与我国“灵魂不灭”传统丧葬观念和“事死如事生”传统丧葬礼俗相结合的产物。东汉到魏晋时期富含佛教文化因素的墓葬为其初期表现形式 ,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与发展 ,佛教信徒在石窟寺中凿龛安放死者尸体或骨灰 ,于是便出现了“石窟寺佛教瘗葬”这种形式。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石窟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来,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丝路佛教文化研究是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丝绸之路佛教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尤以石窟造像得天独厚。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从天山南北到河西走廊,再到关陇地区,大大小小的石窟寺弥山跨谷,星罗棋布,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内涵丰富的丝绸之路文化。佛教石窟寺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风景轮廓线,是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全面深入研究丝绸之路佛教石窟寺,对于当前促进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地名文化与边疆移民社会形态——以清至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区为核心

伴随着清至民国时期移民垦殖活动,天山北麓地区形成了大量汉语地名,其命名方法与结构上极具地域特征,蕴含着诸多的区域历史和文化的信息。通过分析这些汉语地名的类型特点和命名规律,探究区域内地名文化的形成与该区域内自然和人文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认识到,从清中期直到民国末期,天山北麓地区的移民以祖籍地地缘关系进行组合,合作开垦、共同防卫,区域经济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经济形式单一,社会文化水平落后,反映出该区域具有移民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和边疆特性,长期处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过渡形态中。     

克孜尔千佛洞：佛陀进入中国

如果说佛教石窟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零公里界桩处,也是最古老、最初始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这里的石窟艺术既承接了来自印度石窟的原始风味,也带有明显的希腊化的佛教艺术痕迹,更是印度佛教石窟进入中国内地的“二传手”。克孜尔千佛洞,是佛教石窟东渐的最早见证。     

浅谈石窟寺在甘肃的传播

石窟寺,梵语称"僧伽蓝",是在洞窟之中陈示佛教雕刻、塑像或壁画,以此宣传和弘扬佛法的一种佛教寺院建筑。公元3世纪,佛教在西域落户,随着佛教的东传,我国最早的石窟寺也在西域诞生。最初的石窟寺现存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名为克孜尔石窟。继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极一时,石窟开凿也在这一时期经西域传到甘肃。     

发现巴蜀石窟：中国石窟寺最后的辉煌

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从新疆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一路留下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晚唐以降,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衰落。唐宋以后,独巴蜀地区石窟开凿与摩崖造像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且独具蜀地特色,书写了我国晚期石窟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山西祁县子洪圣觉寺北朝石窟的调查与研究

山西省祁县子洪圣觉寺石窟共有八座洞窟、七所摩崖佛龛,主要开凿于北朝时期。第一期大约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的太和年间,主要为三壁三龛式洞窟形制与三佛、千佛造像题材,佛像主要着传自印度的袒裸右肩式大衣与通肩式大衣,可能受到了平城以及其他地区的影响。第二期洞窟的主要形制也是三壁三龛式,佛与菩萨像主要着传自南朝的汉民族式服装,并有秀骨清像风格出现,应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北魏晚期,与平城、洛阳的影响有关。该期第5号窟的释迦与交脚弥勒、倚坐弥勒菩萨的组合,是本地石窟的特色之一。第三期洞窟开凿于北齐时期,属于三壁设坛窟,坛上雕三佛造像。第1号是一所开凿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儒教洞窟。圣觉寺石窟为我们研究北朝山西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     

炳灵寺石窟中的佛教艺术之最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城西南约40公里处小积石山的大寺沟内,1961年6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单位。     

佛教对河西走廊石窟绘画艺术的影响简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位于丝绸之路中段的河西走廊成了佛教东传和东西方文化密切对话并相互碰撞的前沿。作为佛教文化重要载体,石窟寺在河西大地上分布广泛,为宣传佛教文化和东西文化的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石窟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壁画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丽的克孜尔石窟

鸠摩罗什静静地俯身沉思。正午里,我远远地望去,日光的蒸腾、人声的嘈杂,源源不断地往上涌,往上涌,却丝毫左右不了他的静默。他的静默是向下的,他的姿态向下,他的目光向下,他的神情像是在亲善地微笑,却感觉得到他的神思飞向了那些洞窟里、那些经文里、那些日复一日的冥想里。远处那些土黄色山上的著名洞窟成了他的背景。他也成了关注那些洞窟的目光的第一落点。     

石窟寺: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的路标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条传播线路上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成为佛教传播的路标,清晰地显示了佛教在华传播发展的脉络。这些石窟中著名者主要有"龟兹模式"的代表新疆地区的克孜儿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甘肃永靖的炳灵寺,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宁夏固原的须弥山石窟等。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成熟与辉煌的体现。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中国化,在佛教石窟方面主要表现为:石窟形制的变化;造像题材的变化;造像形象的变化。佛教文化艺术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巩义石窟寺：北魏皇家石窟的终点

它保有的“帝后礼佛图”精美而完整,为中国石窟唯一幸存珍品;它地近洛阳龙门石窟,却有完全不输后者的艺术价值;它由北魏皇室倾力打造,却被遮蔽光辉长达千年之久……巩义石窟寺,北魏皇家石窟最耀眼的尾声,缺少了它,中国石窟脉络很难完整。     

吐峪沟石窟的新发现影响吐鲁番历史的佛教遗址

敦煌文书唐代《西州图经》曾经这样描述唐西州时期高昌的丁谷窟：“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右在柳中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丁谷中,西去州二十里。     

浅述炳灵寺石窟关公题材及其反映的明清佛教特征

关羽是三国时的蜀汉名将,死后受民间和历代朝廷尊崇褒封,逐渐位居神列,后被佛、道二教分别吸收。在炳灵寺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中,共出现了四组关公与其二侍从关平、周仓为题材的画像及一帧关公三尊唐卡。本文试从关公题材的造型特征及其与窟内其他绘画题材的组合关系等入手,分析炳灵寺在大兴藏传佛教的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民间道教、民间神祗中的信仰元素,形成佛、道、儒三教交融合流共同发展的多元化佛教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