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百年沉事录

清漪园改名颐和园,百年沦桑,多少往事,多少沉重,多少耻辱,它揭示了一个真理:“国盛园兴,国衰园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日颐和园。     

风雨沧桑话休园——记王云《休园图》卷

清顺治初年,明工部司务郑侠如“年未衰,即以恬退辞职,归田里,卜筑于宅之西,名之曰‘休园’”。休园位于扬州流水桥畔,占地五十亩,是清代扬州地区著名的私家园林。     

论中国古代的饕餮与人牲

饕餮纹是人牲祭典的象征,饕餮纹的兴衰,同人牲的产生与衰亡这一深刻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联。     

周代祭祀用牲礼制考略

周人常规祀典用牲的种类和规模,依据祭祀主体的身份而定,考古发现祭祀用牲的规模和等级.也与祭祀主体的地位密切相关.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周人献祭用牲,具有"贵牷肥"、 "贵纯"、"尚赤"、 "尚幼"、"贵牡"等崇尚,这些多被考古发现以及出土文献所证实.周代存在以刍狗、土龙、偶车马、人俑等"假牲"祭祀的礼俗.周人尚有饰牲之礼,祭祀之前,牺牲被刷治一新并加以文饰,以取媚于神灵.作为牺牲的替代品,刍狗、土龙等"假牲"也被加以文饰.     

祭牲礼制化的个案研究——何郢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考

本文以安徽省滁州市何郢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和归纳祭牲的礼制化进程,认为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早期是祭牲兴起期,商代中期至晚期是祭牲礼制化的萌芽期或初创期,周代为祭牲礼制化的确立期,由此对何郢遗址用猪和狗做祭牲、猪牲以幼年个体为主、狗牲年龄多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018血渭一号墓殉牲现象的考古学观察

殉牲是考古学的重要现象和研究内容,是墓主人身份、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游牧民族因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业形态,杀牲祭祀和墓葬殉牲是丧葬的重要习俗,也是某种宗教仪式和信仰的表现。本文对青海都兰热水墓群新发掘的2018血渭一号墓的殉牲现象进行梳理,从殉牲遗存的形式、殉牲的种类和埋葬方式等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归纳总结了殉牲习俗的一些特点和意义。最后通过殉牲现象对热水墓群殉牲的种类相同的原因以及表现出的多元文化特征进行解析,得出游牧民族在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互动带来认同的趋同,但葬俗却固守着自身的文化基因。     

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研究二题

动物考古学主要研究古代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古代人类的相关行为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对丰富和深化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中国动物考古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除了方法论的研究以外,主要关注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等,对于利用动物进行祭祀和随葬等方面涉猎不多。李志鹏的《商代墓葬中的狗牲研究二题》在对商代墓葬殉葬狗牲现象进行历时性梳理及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商墓中随葬狗牲制度的起源及动因,探讨了殉狗与墓葬的社会等级关系。此外,他还通过对商墓中狗牲的年龄判定,研究了商墓殉葬狗牲的文化内涵、狗牲的来源等问题。这些认识角度新颖,言之有据,论证充分,发人深思。     

山西蒲县曹家庄墓地随葬动物研究

曹家庄墓地位于山西蒲县蒲城镇曹家庄村,时代介于战国中期至新莽时期。通过对该墓地随葬动物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葬动物以羊为主,次为猪和鸡,鸡在汉墓中的使用频率较高;随葬动物的组合方式反映出其半牧半农的经济类型;多以牲肉随葬,所使用的部位主要为前肢,不用头、蹄;战国墓葬中随葬牲肉的性质可能与文献记载的“苞牲”有关;西汉武帝后期墓葬的用牲方式与匈奴墓随葬头、蹄的习俗有明显区别,应是对原有土著习俗的因袭,若其族群确为匈奴人,那么用牲方式的变化应是其汉化的重要表现。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档案中的“酒宴用牲”研究

乌尔第三王朝为了方便献祭,建立了一个负责接收和支出各地贡入牲畜的贡牲中心。诸多宗教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祭祀"酒宴祭祀牲",本文根据有关"酒宴贡牲"的原始文献,对这类贡牲的种类、来源、用途以及管理做了详尽研究;酒宴贡牲主要来自苏美尔各城的总督主祭月用牲,但圣城尼普尔的总督和边疆大员们没有主祭月,酒宴是他们的主要献祭活动之一,尼普尔总督和王室成员的酒宴贡牲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王室以轮值权的名义给予各城在尼普尔的的主祭权(包括酒宴祭祀),表明这是一个城邦联盟制国家。     

拓跋鲜卑殉牲习俗探讨

拓跋鲜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殉牲作为其利用动物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其葬俗、生计方式和复原其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揭示不同时空范围下拓跋鲜卑殉牲的种类和数量、殉牲的肢体部位和摆放位置、殉牲的食物结构等,来探讨其殉牲习俗的变迁。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商周墓葬用牲研究回顾

商周时期,墓葬用牲是丧葬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是理解商周墓葬及其反映的文化与社会的重要材料。自上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时开始,商周墓葬出土动物已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墓葬用牲研究也随着近30年来动物考古学的发展逐渐深入。本文从动物遗存的发表方式、研究视角、研究的主要认识等方面对商周墓葬用牲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今后墓葬用牲的几个研究方向。     

光绪时期盛京围场捕牲定制的困境

盛京围场自清初设置后,从资源环境基础出发,制定了一套严密制度,“捕牲贡鲜”是盛京围场的主要职责。至光绪年间,因人12增加后的偷牲私砍以及逐渐展开的放垦围场,使得鹿群存活量急剧减少,捕牲制度陷入被动尴尬的困境。尽管清廷多方设法加以调整,但终致无鹿可捕,捕牲定制难以执行,围场放垦。     

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出土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苏美尔语档案文献研究

乌尔第三王朝的宗教祭祀活动十分频繁。为了方便献祭,舒勒吉统治时期(公元前2092年—公元前2046年)建立了一个贡牲中心。本文根据伊拉克的德莱海姆村(Drehem)出土的贡牲中心的原始文献,对舒勒吉新提(Shulgi-simti)王后及其贡牲机构的八位收支官员的身份分别作了分析和研究,并对王后贡牲机构的收支形式、贡牲种类以及支出内容等进行了归纳总结,为深入探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王室经济和宗教事务提供了原始史料。     

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问题探讨

小双古城墓地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岱海南岸,墓地面积3000平方米.2003年8月发掘墓葬15座,墓葬形制流行偏洞室墓,仅M2为竖穴土坑墓.15座墓葬中,1 1座为正式发掘的,正式发掘的11座墓葬中皆或多或少的存有殉牲.其中偏洞室墓的殉牲置于墓主人一侧的二层台上,而竖穴土坑墓的殉牲则置于墓主人的上部,殉牲的牲畜有马、牛和羊,其中羊又有绵羊和山羊两种,我们对所有殉牲的动物都进行了年龄和性别的鉴定,但由于骨骼保存状况不佳,部分殉牲动物的年龄和性别难以鉴别.     

中国史前期人牲人殉遗存的考察

人牲遗存的考察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发展差异很大,原始宗教崇拜各有不同,表现在人牲的有无及其形式,当然也有区别。我认为可以把中国史前期的人牲分为三大类:(一)血祭地母;(二)猎头祭谷;(三)奠基牲。 "血祭"和"猎头",都与农业崇拜有关。前者流行于黄河流域,并为古代中国的统治王朝所继承;后者发生于长江以南,以后长期流行于南方越僚系民族间,并远播于东南     

风雨沧桑话休园 记王云休园图圈

清顺治初年,明工部司务郑侠如“年未衰,即以恬退辞职,归田里,卜筑于宅之西,名之曰‘休园’”。休园位于扬州流水桥畔,占地五十亩,是清代扬州地区著名的私家园林。郑侠如,明末清初江苏扬州人。字士介,号俟庵。初中崇祯己卯(1639年)副榜,庚辰(1640年)授工部司务。工诗文,有文气,     

清代打牲乌拉的东珠采捕

清代在吉林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负责贡品的采捕。东珠是打牲衙门最重要的贡品,清廷对其管理非常严格。打牲衙门对东珠采捕经历了起步、调整、兴盛、衰落四个时期,最终在光绪二十年因东珠资源的枯竭和财政的困乏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