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与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社会变迁(1908-1937)

近代河、漕、盐三政的中心地位丧失导致淮河中下游区域的全面衰败,但铁路这一新型交通工具的引入却遏制了这一过程.随着通过本区域连接中国南北东西的干线铁路建成,本地域交通体系以铁路为中心得以重组,进而推动了农业商品化和工矿业的发展,并使少数城市迅速崛起,从而使城镇体系和商业网络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社会经济和结构也有所改变,整个地区的经济重心由运河沿线转往铁路沿线.     

1925—1937年间民族工矿业与航运业中的联营活动

拙稿《1927—1937年间的中国民族工业》曾经提到了30年代民族工业中的联营活动。这里,拟对20—30年代民族工矿业和航运业中的联营活动作粗浅的探讨。     

战时新疆驿运研究(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迅速成为转运苏联援华物资的主要孔道之一,其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为配合盟国军援及中央物资外援的顺利进行,驿运在新疆得到复兴和发展。新疆驿运伴随着时局的变化,虽经历多次机构变迁,却仍能创造可观的绩效。通过对新疆驿运在战时曲折发展历程的研究,折射出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互动博弈,有助于加深对新疆抗战史和战时交通运输的认识。     

《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研究(1924—1937)》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版,27万字,75元中政会的地位独特而显要,它曾经是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指导机关和党国体制的核心运作机关,是国民党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是国民党在面对"政党建设"与"国家建构"这样一个一体两翼的问题时,秉奉"以党治国"的理念建立起的"党国体制"中的转承枢纽,是"党与政府唯一之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

近代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左、右派系的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上海一地孙中山纪念活动的主题。1927—1937年,"大上海计划"取得的市政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事实上与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以近代上海为案例研究,可见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互动的复杂面相。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既可归因于上海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又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华界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动灾害赔偿制度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动灾害频繁发生,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劳工立法,建立了劳动灾害赔偿制度,覆盖工厂、矿场、铁路、交通等行业。从制度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其赔偿资金由雇主负担,属于雇主责任制模式;其行政管理机构为各部门的劳工管理机关,属于分类管理模式。和国际劳工标准相比,制度覆盖面窄,待遇水平总体较低。该项制度虽然在铁路交通系统得到较好实施,但并未在工矿企业中得到普遍执行。不过,总体而言,它的建立顺应了劳动灾害赔偿制度现代化的国际潮流,是中国工伤社会保障制度的滥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公文研究综述

公文是国家政权及其行政机关施政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政府的行政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进行专门的学术梳理,同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以期对南京国民时期公文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中国大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1925—1928)

自19世纪末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向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主要战略是以“门户开放”为手段,尽量分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已经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权益。尽管美国没有实际参与列强为建立各自势力范围而对中国领土的瓜分,但美国政府借口传教士和商人的“条约权益”,派遣炮舰巡弋于中国水域,调拨军队驻扎于中国领土。直到华盛顿会议     

南京政府公务员制度(1930—1937)考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学习西方近代文官制度和借鉴南京临时政府等文官法的基础上,初步制定和推行了公务员法。1930年至1937年,公务员制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是公务员制度最为典型、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仅对此时期进行初步探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最初的十年间,北平原有的政治、军事功能持续弱化,城市经济陷入低迷,只有文化功能得到凸显。凭借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深厚的学术思想资源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北平在一种比较安宁的状态中孕育了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这里聚集着多所国内一流高校与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国立、私立与教会大学各有所长,为各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构建了充裕的文化空间。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维持着体面的学院派生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消费群体。同时,以"京派"为典型特征的文艺作品,不仅与北平的地域特征密切相关,也是构成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整体面貌的一块重要拼图。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救治(1927—1937年)

民国以来,频繁的灾荒使农村处于破产的境地。1927—1937年这一时期,安徽灾荒连年发生,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面对灾荒,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使救灾程序和救灾措施逐步规范化。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等,使灾荒救治的成效不大。     

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亟须切实掌控四川,而地方势力却因既得利益受损,多次武力抗拒中央,使得四川政潮迭起。1938年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逝世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引起刘湘嫡系强烈反弹,被迫收回成命,改任刘湘旧部王缵绪主川。次年8月,风潮再起,四川军人武力驱逐王缵绪。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亲主川政。然而一年后,在四川军人多方掣肘乃至进行兵变的威胁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辞职,但仍坚持让张群继主川政。持续不断的川政风潮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影响了抗战大局,也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警政专业化进程探析(1927—1937)

清末民国时期,武汉地方新式警察机构建立,近代警政得以初步发展。不过警政组织系统、警察职能、警员素质等方面存在问题,警政效能低下。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将孙中山的建国计划付诸实施,在中国城市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重建城市社会权力秩序,而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是对警政的改革。武汉警政整顿也随之进行,并在此期间逐步稳定,实现专业化。     

近代上海劳资争议治理对策初探(1927—1937)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为稳定社会秩序,施行了一系列治理劳资争议的对策,逐渐形成包括治理劳资争议问题、工资问题和失业问题等内容的治理体系。尽管其成效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劳资冲突,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同时也体现了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和先进性。     

民国杭州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1911—1937)

以近代杭州社会变迁为背景,以城市休闲空间的变化为中心,梳理民国杭州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期望从休闲空间的视角来加深对近代杭州社会演进规律的认识。风景都市的城市定位是民国杭州城市休闲空间发展的重要推手;民国杭州城市休闲空间发展具有现代性特征;休闲空间开发模式是据点式的,分布集中,这与当时经济程度相适应。民国杭州城市休闲空间的开发具有前瞻性,其经验教训可为现今杭州东方休闲之都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胶济铁路及其沿线煤炭产销(1920—1937)

1920年至1937年间胶济铁路沿线煤矿利用便捷的运输条件,其生产能力、对外运输量均得以提高。产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煤炭消费者的需求。胶济铁路沿线煤炭销售市场具体状况如下:胶济铁路沿线是淄博煤炭的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上海商埠虽然是具有外资背景的日煤、开滦煤的天下,但淄博煤凭借着自身的优势仍然在该地占有一席地位,且市场份额有逐渐提升的趋势;除此之外,淄博煤炭还远销到日本、广州等国内外区域,但由于数额少,在整个淄博煤炭销售总额中,其地位无足轻重。淄博煤炭从当地农家自产自销抑或拘隅当地的小范围流通到日益成为埠内外市场经济体系的一环,是近代山东经济逐渐融入国际化的表现。当然淄博煤炭能在青岛、上海等埠内外畅销,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我国沿海城市相继成为商埠,工业化萌动刺激了对燃料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