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大事记(下)

1932年1月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在京各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长、各部、会长官宣誓就职。△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政府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主要任务在消灭战祸,誓保主权,积极抵抗。△锦州驻军全部撤入关内,辽宁省政府由锦州撤往滦县。△中国出席国联代表胡世泽会见白里安,请国联速采紧急行动,制止日军侵略行动扩大。1月2日日军侵占锦州。△白里安电各国政府,询问对日军攻占锦州之态度。1月3日何成濬、李鸣钟、徐源泉等将领电京,请速订大计,下全国总动员令抗日。     

“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

一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充满悖论。威尔逊试图通过"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列强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依靠英、法、日、意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他的国际联盟计划。由此导致威尔逊主义与列强的利益形成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表现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就是威尔逊无法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求得平衡。为了实现国际联盟,威尔逊必须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结果,威尔逊的内心世界陷入分裂状态,并造成极度痛苦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威尔逊为了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一个"受难时刻"的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联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又牵涉到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三角外交。这种外交格局,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但过去电学界评价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作用时,多指责它实行绥靖政策,甚至说它完全袒护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近年来对它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国联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步步紧逼,不应过于强调英、法等大国左右国联的作用。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吴秀峰编著之《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

国联与中国之关系,学界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政治及外交方面,时间也多为30—40年代。吴秀峰编著之《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则着重介绍了国联与中国的早期经济合作,包括中国与国联经济合作的缘起、计划、实施及展望,较详细地叙述了国联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成绩。     

无财才所以无奈——从经济角度分析国联的失败

以往对国际联盟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是从其性质、目的、机制、成员国构成等方面展开的,本文则认为国联的财政窘境是国联受到多重制约以致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拟对国联财政困境进行初步探讨以分析国联失败的经济原因。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将此事诉诸国际社会,希望国际联盟伸张正义,结果是国际联盟决定组建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冲突。一般研究将调查团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叙述框架内,强调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对调查团的产生过程缺乏整体研究。在国联调查团产生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日本在国联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论争,而且强烈呼吁英美等国支持组建调查团,各国之间的交锋异常频繁。以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的三个阶段为时间线索,以中日围绕是否派遣调查团的辩论为叙述脉络,系统呈现国联调查团的产生过程,可以凸显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     

浅析国联调查团派遣案的出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远东危机的处理,展开了一场侵略与遏制、勾结与绥靖的错综复杂的角逐。“国联”是进行这一角逐的主要阵地。决定派遣国联调查团对事变进行综合调查,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上迈出的影响全局的关键性一步。由于调查团的派遣,英法等操纵国联事务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