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东门遗址发现的明代官窑粉盒考证

2000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门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外底足暗刻"大明嘉靖年制"的白釉粉盒。本文通过与相关瓷器的质地、款识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本件粉盒是明代嘉靖朝官窑所出,它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官窑制度的转变及嘉靖朝官窑瑕疵品的商品化处理方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明清彩瓷

正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明清瓷器350余件,绝大多数入藏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彩瓷近70件,品种有五彩、粉彩、斗彩及白釉绿彩、黄地绿彩、黄地紫绿彩等。本文介绍的15件彩瓷,均为官窑产品,且均未曾公开发表,是明清瓷器研究的重要资料。现介绍如下。一明代彩瓷1.弘治款白釉绿彩龙纹盘(藏品编号1-313)侈口,浅弧腹,圈足。内底暗刻祥云及单龙     

江都明墓出土时大彬六方紫砂壶

扬州博物馆于1968年在江都丁沟公社洪飞大队郑王生产队所属地域出土一件紫砂壶,同时伴出的有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砖刻地券一方(图一)。这件紫砂壶身呈六     

介绍两件濮仲谦刻竹扇骨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近年来征集到两件明代濮仲谦浅刻竹扇骨,是雕工极佳的精品。这两件竹扇骨出土于河北省一座明墓内。"文革"期间该墓被盗,墓中文物多被盗走,两件折扇被扯掉扇面、扇坠,剩下扇骨弃于墓外,被人拾到藏于家中,后交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吹尽狂沙始见金——谈谈明代的内府刻本

正在古籍善本领域,如果说某种版本类型被世人误解最深,长期饱受污名,但是又深受当下古籍收藏界的重视,那恐怕非明代内府刻本莫属了。顾名思义,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     

明代湘城的地理位置及其兴废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第十二子朱柏被封为湘王,就藩荆州,并在荆州城修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王府——湘城。上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荆州古城城外西北角发现一处古城遗址——鸡窝山古城遗址,并认定这一古城遗址即是明代湘城遗址。本文通过对文献记载的研究,证实湘城的位置不在荆州城外,而在荆州城内,是荆州城的"城中城"。文章还对湘城兴废的过程、湘城的面积、被拆毁的时间以及被拆除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明代苏州府和松江府刻帖比较研究

明代帖学与书学发展同步。苏州府、松江府是明代中期和晚期书学的中心,同时也是明代帖学的核心地带,它们是明代刻帖数量最多的两个府。大批著名刻帖诞生于此,如《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等。苏、松二府刻帖各具特色:苏州府刻帖大量刊入宋、明人书,为晚明浪漫书风打下基础。形式多样,帖内法书的书体丰富,编排更合理。吴门刻工甲天下,并向全国输出。此地刻帖以文徵明家族刻帖最为著名。松江府刻帖数量称冠全国。极力宣扬本地域书家,与吴门书家争胜。家族自刻个人丛帖为主流,董其昌及其亲友团为晚明松江府刻帖的主要力量。松江府刻帖妍媸参半。著名书家是苏、松二府刻帖发展的强劲引擎,明中期、晚期的两位书坛领袖——苏州府的文徵明和松江府的董其昌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     

湖北荆州土地台子、松林岗墓地2021年发掘简报

为配合荆州高新区中国供销冷链物流园项目建设，荆州博物馆在土地台子墓地、松林岗墓地发掘古墓葬112座，墓葬时代有战国、南朝、宋代、明代，尤以南朝墓和明代墓数量最多，其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组合的时代特征最为明显。这批墓葬材料为研究历史上荆州地区居民丧葬文化、社会信仰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明代建阳刻本广告刍议

明代是我国刻书事业的鼎盛时期,建阳作为著名的刻书中心,是当时全国刻书数量最多的地方.     

论诸葛亮草庐决策的科学性

本文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通过分析认为：夺取荆州不是急躁冒进,跨有刻、益是可能的,占据荆州与“外结好孙权”是能够统一的,两路出兵是可行的。草庐决策最终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一是麻痹大意,丢失荆州;二是刘备伐吴,大伤元气;三是天下未变而北伐,必劳师无功;四是用人上谨小慎微;五是军事上不能出奇制胜;六是北伐是无奈之举,缺少必胜的信心。     

试谈明代版刻

明代是我国刻书出版事业最为发达的一个朝代.唐朝前期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后历经北宋、南宋、金、元等朝代的不断改进、提高,到明代时,技术已臻于完善.因此,明代刻书极为普遍,数量之多,版本之富,为历朝所不及.我们仅从当时的《古今书刻》里便可略见一斑.但见著录者便有一百二十余家,这也只是部分而已,并不能反映明代刻书的全貌.     

《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一文读后记

<正> 最近,在《文物春秋》创刊号上读到陈国莹同志《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一文,得知在对天宫寺塔进行维修加固工程中,发现一大批文物,有辽代刻印的佛经、雕砖,明代的铜、石造象及陶瓷器等,十分珍贵。 一、这次发现的辽代刻经与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刻经之不同在于板式和装订方法有变化。应县木塔共发现辽代刻经47件,其中42件为卷轴装,4件为蝴蝶装,1件原为卷轴装改为经折装。卷轴装的板式横长,长度以纸计算,由数纸至数十纸粘接为一卷,四边有单线或双线边框。每卷各纸行数、每行字数基本一致。蝴蝶装的板式为矩形,中间留书口,对     

明代官刻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

明代官刻农书,指的是在明代官员主导或参与下刊刻的农书。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官刻农书的数目在51种左右,刊刻次数则约为68次。这些农书在官刻过程中,构筑了从获取到校订再到刊刻与流传的关系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农书得以传播,书中所载的农学知识亦得以散布。一方面,旧有的农学知识与私人的农学经验通过农书的官刻而重现与"公共化";另一方面,官刻农书更加强调有关教化与治理方面农学知识的传播。     

《宝贤堂集古法帖》的镌刻与传承

现收藏于太原市双塔文物保管所碑廊的《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明代晋世子朱奇源于弘治二年（1489年）集刻的十二卷石刻丛帖。该帖是明代藩王府集刻的三大丛帖之一,也是《绛帖》既毁之后山西境内最大的丛帖。     

明代真身宝塔出土砖刻题记——兼论宝塔建筑之始末

1981年8月24日,明代真身宝塔坍塌。在拆除清理残塔废墟中,发现四十余件砖刻题记,现摘其要者简报如下: 一、出土砖铭题记出土的砖铭题记可分为二类,一类为刻字铭,一类为墨书铭。砖铭大多数刻记于方砖之上,还有少量条砖铭记。方砖边长39—37×34—32,厚9——7厘米。条砖长37、宽22、厚8厘米。这批砖铭题记多出土在塔体一层以下。 1.出土于一层的刻铭方砖主要有:     

旅顺博物馆藏乾隆时期官窑颜色釉瓷器

旅顺博物馆珍藏有部分清乾隆朝官窑颜色釉瓷器,本文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13件器物进行了简要介绍,包括仿汝釉撇口瓶、仿哥釉贯耳瓶、仿官釉贯耳方瓶、霁红釉玉壶春瓶、绿釉暗刻龙纹花口盘等。     

明代常、徽、杭州府刻帖特色

明代刻帖以南直隶的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和浙江布政司的杭州府五府刻帖业最为鼎盛,刻帖数量约六十余部,占明代刻帖的近一半。内容和形式多有创新,质量精良。此五府刻帖在明代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就常州府、徽州府、杭州府刻帖的底本、选帖、编刻体例、帖主身份、刻工、质量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其特点。常州府刻帖在江南地区发端早,质量精,编刻体例多有创新,引领江南刻帖风气之先。徽州府刻帖的刊刻者多为书画商人,善于宣传和经营,此地刻帖底本级别高、多真迹上石、制作认真。浙江布政司刻帖的刊行者以文人官僚为主,制作不惜工本。杭州府海宁陈氏家族为其中坚,刊有大量刻帖。     

嘉善博物馆所藏良渚文化玉器

嘉善博物馆藏有一批良渚文化玉器,均为嘉善籍的文史大家张天方先生旧藏并由其家属捐献。其中一件相传出自嘉兴双桥的刻符玉琮,是迄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有大致明确出土地点的良渚文化刻符玉琮。     

朱小松的“刘阮入天台”竹刻香熏

1966年4月,在上海宝山县顾村镇的一座明代墓葬中,出土了"刘阮入天台"竹刻香熏一件(图一、二)。香熏上有明代嘉定竹刻名家朱缨(小松)的款。这是迄今为止,上海地区由墓葬出土的唯一的一件明代嘉定     

《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缂丝》全卷考略——兼析清高宗时期的缂丝书法

《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缂丝》是迄今仅见的以碑帖为底本的缂丝作品,也是迄今所知最长的缂丝手卷。本文通过考察有关档案文献资料并结合实物分析,考订这一长卷的织作是以《御题补刻明代端石兰亭图帖》墨拓本为底本,分为32段,由多人同时织作完成。其织作时间应始于乾隆末年,完成于嘉庆初年。民国十二年(1923年),逊帝溥仪以赏赐给溥杰为名,将该卷带出宫外,后辗转流传于民间。它代表了清代缂丝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一件孤本。作者还认为清乾隆时期缂丝书法的发达,完全是乾隆皇帝的个人喜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