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

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并非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任何人群（所谓的“民间”）,而是现代学者的概念“发明”与所指重组的结果：民不仅是下层社会的各种角色,更是理想的新人或新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民的隐秘渴望是成为公民。近年来,高丙中提出从民到公民的转换,恰好以理论命题的形式道出了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的内在目的：即通过让民成为公民而成为自由人。从民到公民的结构转换,将给中国民俗学带来全新的观念变化和研究格局,也为民俗学者参与并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民化进程提供良好的契机。     

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

从记录整理零碎片段的迷信观念,到把握民间信仰的文化整体,再到关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宗教实践,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在过去60年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和民俗学学科研究范式从文本到表演,到实践的整体转型密切相关,和代表性的表演理论既本质关联又有所差异。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代表性学者对民间宗教信仰的界定与研究,可以勾勒出该领域基本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变迁的学术史轨迹。     

作为“另一种生活技术论”的民俗学——城市民俗学与经世济民

近代以后,城市环境造就的新兴民俗开始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的生活技术传承"。城市的兴衰变化十分显著,其传承母体较为分散,故城市中的民俗呈各自发展的状态,而这正是城市民俗学要研究的问题。若是把E.F.舒马赫提倡的"另一种技术"运用到城市民俗学中,或能摸索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技术)的存在状态。地域振兴运动中同样存在问题,且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中家庭暴力等事件多有发生。以及,近年来出现了老年人希望"猝死"的现象,从中能看出其背后的高科技社会的混乱等因素。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当下民俗学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城市越是人造化,人们就越是追求自然的生活环境及节奏,面对此类社会性要求,民俗学应随时准备做出回答。     

韩国城市民俗学动向探析——以京仁地区为例

城市民俗学作为韩国民俗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逐渐被认可的演进过程。学界从最初对城乡二元论的认知,到后来形成的城乡一元论观念,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空间格局的出现而逐渐转变的,从而为韩国城市民俗学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京仁地区作为首都圈,其城乡变迁态势成为韩国城市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现场。韩国城市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城市民俗学的探索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美国民俗学的实践理论——兼论西蒙·布朗纳的有关阐释

西蒙·布朗纳于202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系列讲座,紧紧围绕民俗学的实践理论这一主题进行。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曾深刻影响了美国民俗学的道路,但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特点使其民俗学长期以来强调个人主义、语言学路径与艺术文本,使得美国民俗学在"超级时代"来临后面临许多挑战。为此,布朗纳提出了以传统为中心的民俗学实践理论,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和阐释"实践"和"传统"这些重要概念,并从心意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现代社会中究竟是什么激发、活化与生产了传统。这种研究路径强调将物质与非物质交织在一起研究,也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与发现。在此系列课程中,他以大量中国民俗的事例与美国民俗相互比较,并大胆提出自己的猜想。他提出的实践理论和对中美民俗比较的设想,都可以为中国民俗学界带来启发。     

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学研究——以客家围龙屋保护为中心的讨论

在初步回顾和检讨相关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发生在粤东K城一个名叫钟村的城中村民保护围龙屋行动的个案,叙述了这一集体行动的过程及其作为当事人的客家民众的态度和行为,探讨了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众、民俗、学者的角色与影响,引发作者关于民俗研究取向问题的新思考。K城钟村客家人保护围龙屋这一集体行动表明,仅从民俗事象的静态描述来达成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将丰富复杂的民俗生活、民间文化概括为一些有限的材料,实际上既忽视了＂俗＂在生活文化整体中的被创造和重新发明,又忽略了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主体的＂民＂的自主能动性,他们策略性地对民俗知识的创造与享用,也忽略了作为民俗文化研究的理性人——学者及其学术活动的作用。民俗中的民、俗与民俗学者,应该都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对象,这也应是未来民俗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与学术动向。     

为民主、争自由的民俗学——访日归来话短长

今年5月10-13日,高丙中教授、王杰文教授和我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教授岩本通弥的邀请,在东京参加了两个会议,即日本现代民俗学的年会和由岩本教授主持的中日韩三国国际会议"民俗实践与公民社会——在德国民俗学与东亚民俗学之间".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德国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与东亚民俗学的关联性,具体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民俗学要搞基础文化研究,那么,德国民俗学能够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岩本教授在会上作了一个主题发言.他们这些年愈发觉得德国民俗学对东亚民俗研究的重要性,也发现了彼此之间有许多相关之处.近年来,岩本教授有一个庞大的培养计划——系统地把自己的学生送往德国,让他们在那里待三个月,了解德国民俗学的最新进展,这和高丙中教授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

以《民俗研究》刊发的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探索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走向,总结民俗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民俗学的研究传统是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继而结合对于民俗事件的跟踪,运用民俗学者的切身感受和身体经验,探究在动态的事件过程中得以呈现的民俗多元主体与多面相生活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民俗事件所对应的是民俗作为生活的存在形态,其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事象即民俗文化的层面,经由民俗学者的理论抽象建构起社会/文化共同体(民)与知识体系(俗)之间的联系。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理应成为民俗学学科的追求方向与立足点。     

日常生活与作为视角的民俗

日常生活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界讨论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但在学科内部对是否接纳此概念和路径仍存在争议。曾在很大程度上以传统/现代二分的现代性为学科根基的民俗学如何面对以后现代姿态进入研究视野的"日常生活"?基于对学科史的简单回顾,民俗学要承担自己的学术和社会使命就必须回到"民俗"所由来的日常生活,这一转向并非对学科传统的背叛,而是延续了学科传统中"眼光向下"的视角,通过对主体经验的关注重新找回对"民"和"人"的关照,同时必须对科学的反映论路径和研究者在田野和民俗志撰写中的主体角色予以反思。     

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

康德的先验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理性的误用(越界使用)进行逻辑的诊断和学理的批判,进而把我们的主观看法和意见转换为能够推演的学术命题,而且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经验性的研究只能把人当作自然"物"或客观对象,不适用于人的自由。因此,民俗学不仅需要先验逻辑来进行明确的知识划界,而且"需要超越性一跃",即跳出有限的经验界,进入理性的"目的王国",才能真正以实践民俗学的方式论证并维护普通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由此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和伟大的学科。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什么是民俗学？

民俗学的性质与任务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科学。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估竭的对象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