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书与传世史籍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介评

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城史研究》是利用中国吐鲁番、库车、敦煌与塔吉克斯坦出土的汉文文书,并结合中原传世史籍对西城史事的记录,研究唐代前期西域历史的论文结集,是一部出土文书与传世史籍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本文在介绍刘著的基础上作了相关评论.     

唐代前期的土地租佃关系——吐鲁番文书研究

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有一部分与土地租佃有关的文书,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颇为重要,中外学者曾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引起了争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能看到的土地租佃契约等文书较少,各方论据尚嫌不足,问题未能深入展开,结论也有待于新发现的资料加以证明。此后随着新中国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地租的性质及形态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土地文书可分为三类。一是土地收授文书(给田、退田、欠田文书),反映出均田制下民户与封建国家的关系;二是佃田簿(包括租种职田、公廨田文书、转租田亩公文),表现出承佃农户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三是民间佃人文书,即民田出租的租佃契约(或称夏田券),显示出佃人与田主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第三类文书的分析,探讨唐代西州地租的性质及形态。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述评

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是作者近十余年利用敦煌、吐鲁番及甘肃、新疆其他地区出土文书研究唐代西域史的成果结集。所收各文,都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有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大改,     

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及相关史事再考

敦煌文书对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多有详细记载,对史书记载多有补正。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正史记载,对见于敦煌文书的这些道路及其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考察,探究这些道路在隋唐时期的利用、维护和通行情况,以及解释由这些道路在该时期的兴衰所折射出的历史背景和与这些道路相关联的民族、政权之间斗争、交往的相关史事,应该是研究出土文书的另一重要内容。     

《魏律》略论

《魏律》略论董念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少与法律制度有关。在这些文书中,除唐代文书外,还有不少晋十六国（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和高昌国时期的文书。这些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一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即使在相对独立的高昌...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仅就敦煌文书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于“舍”的记载格式也有所不同。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的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舍”具有不同的用途,明确这一区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

北魏至隋唐实行均田制,敦煌的田土亦纳入均团制的范畴。贞元三年(787)吐蕃占领敦煌后,曾在沙州实行计口授田,每口一突(即10亩)。这种土地制度并未贯彻始终,吐蕃占领敦煌的后期,土地实际上已经私有化,土地的继承、买卖,不受限制。大中二年(848),沙州重新归属唐廷。此后,敦煌的土地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外学者很少论及。近见冷鹏飞同志《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与唐刚卯《唐代请田制度初探》两文,对归义军张氏时期户口制度、土地制度、     

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

唐朝建立以后,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巩固中央集权,加强了中央及地方各级统治机器。在中央继续实行隋代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县下有乡里,乡里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唐朝法令规定:“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关于里正的设置和职责,史籍中留下来一些记载,可以了解他们的一般情况。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很多唐代文书,为研究唐代里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使我们能够具体地看到他们的职能和作用。同时通过与里正有关的文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前期强化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唐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在甘肃、新疆等地区推行的情况。     

“敦煌吐鲁番法制文献与唐代律令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7年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合办的"敦煌吐鲁番法制文献与唐代律令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和日本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李雪梅教授介绍了古籍所的发展现状,以及与学界间的各种合作,并展望了未来合作的可能。雷闻研究员则回顾了唐代法制文书的研究历程,特别指出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法制史的重要性和突破性。会议进行了多场报告与评议,现将会议内容概括     

敦煌绢画题记辑录

敦煌绢画题记辑录马德敦煌绢画（有一部分是麻布画）是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与敦煌文书同时出土的珍贵艺术品。出土后也与敦煌文书遭到同样的命运，即其绝大部分被劫运到伦敦和巴黎，现分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其中一少部分流散于中国国内和世界各...     

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

唐悟真,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到归义军前期敦煌著名僧人之一.他历任灵图寺主、都法师、都僧录、副僧统、都僧统等僧官,是晚唐五代敦煌历任都僧统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参与张议潮收复敦煌及入奏唐朝这一伟大事件,并长期奔波于长安到敦煌之间,效力于张议潮军幕之中.敦煌文书中保存有大量唐悟真的作品及有关记载.因唐悟真经历复杂、事迹显     

吐鲁番租佃契约研究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租佃契约,其中数逾百件的土地租佃契约,是研究高昌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关键。租佃关系的发展是唐代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唐代的租佃关系对其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之路——访杨际平先生

杨际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出土文书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近年来杨先生对北朝隋唐时期的田制和汉唐赋役制度等问题有新的思考和研究。应本刊编辑部之约,杨先生结合新近研究、反思,畅谈了数十年来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程和体悟。     

唐代差科簿制作过程——从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1号墓所出一组文书,与唐代籍帐类文书中的差科簿制作相关。通过对该组文书及敦煌、吐鲁番所出有关文书的梳理分析,可探究差科簿的制作过程、方式、地点等问题,并解释出土文书中所见不同形制差科簿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对于该类文书性质及其运行实际的认识。     

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

我国古代西北高昌地区(今新疆吐鲁番),在麴氏高昌王朝统治的一百四十一年(499—640)期间,其土地制度如何?对我们来说几乎还是一个未知数。从土地所有制问题入手,这是揭示麴朝社会形态以及种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然而,无论当时的土地买卖,还是土地租佃关系,特别是关于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推行了均田制度,我们都知道得很少。吾师唐长孺教授曾这样指出:“关于麴氏高昌时期的土地制度尚未开展研究,目前还难以断言是否曾实行均田制度。”现依据敦煌、特别是新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就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曾推行均田制度问题,试作如下探讨,以就正于大家,并作引玉之砖。     

唐前期西州地区高利贷盘剥下均田百姓的分化

封建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在封建生产方式下,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是自耕农赖以存在的主要条件。一旦自耕农民丧失土地,他们便只能逃亡他乡,或是沦为豪强的依附者,或是流入城市另谋生路。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调整了生产关系,致使唐代前期在推行均田制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出现了新局面。高宗武则天统治期间,社会经济虽仍处于上升发展阶段,而在当时的均田百姓内部,土地兼并的现象已日益严重,大批均田农民破产成为浮逃户,因而逐步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解放以来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我们既可窥见在西州地区高利贷是唐代前期土地兼并的主要手段,同时也可以看到在高利贷盘剥下均田百姓分化的具体过程。     

敦煌文书所见唐五代婚变现象初探(一)--以女性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写经题记、经济及诉讼类文书,对中古时期敦煌百姓的婚变现象作了分析,并对以女性为中心的丧偶、守寡及再嫁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中古时期的敦煌一般女性在亡夫之后,感情和生活大多陷于困顿;而在这之后不论选择独身还是再婚,她们的行为都能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由此揭示出敦煌百姓的婚姻观念,在女性的守寡或改嫁问题上没有特别的要求和唯一的标准。     

从敦煌文书看唐人婚嫁问题

唐代婚嫁问题是唐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众多传统典籍都对这方面有所记载,但这些记载缺乏基层人民婚嫁的具体信息,而从敦煌出土文书中我们可以对这些方面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认识,特别是有关唐人的婚嫁年龄、婚嫁形式等,从而全面认识唐人的婚嫁生活。     

从敦煌文书看唐人婚嫁问题

唐代婚嫁问题是唐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众多传统典籍都对这方面有所记载,但这些记载缺乏基层人民婚嫁的具体信息,而从敦煌出土文书中我们可以对这些方面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认识,特别是有关唐人的婚嫁年龄、婚嫁形式等,从而全面认识唐人的婚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