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吴简"草刺"考校

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一种文书形式自称"草刺",文首多书"草言"二字,是撰写文件草稿的记录,内容包括所书文件的概要、撰写日期及撰写人,用于备案待查.此类文书可略举58例,并其释文可进一步校对.     

从汉"里"谈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里"和"丘"

吴简"里"只是一个虚拟的户籍单位,而"丘"作为临湘地区的一种居住单位在东汉末年就已存在,到孙吴时演变成带有强烈屯田色彩的居住单位,但还不能视为一种"聚"与"村"之间的自然聚落方式.出现"同丘不同乡"反常现象的原因为某人从某乡迁移到另一乡某丘居住、耕种时,其户籍单位未能及时变更,故在缴纳赋税时只能记在其原来所在乡的籍账上.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居民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户口等级的制度。关于秦汉时期如何征收家庭财产税、确定户等、评估家财等一系列作法,由于史料不足,还处于若隐若现之间。但是从西晋到南北朝,户分九品之制已经定型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从西汉的户分三等到南北朝的户分九品之间的过渡环节,则中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将更加明朗化。吴简的出土恰恰证明在孙权时期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境内,已经确立了三等九级的户等划分制度。但由于吴简的残缺,孙权时期户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于通释的问题。     

居延汉简中的习字简述略

居延汉简习字简的内容主要包括文书用字和字书简两种;其形式主要有重复正文中的某些字或在废弃简上习字;它的载体主要是以不定期文书为主。     

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

吴简中的普通民户按财产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个等级,而一些赤贫户则被划在这三个等级之外,称为“下品之下”。吴简中的“调”,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既无资料证明吴简中大量存在的调布、调麻、调皮等记录与户品有关,也没有证据证明户分九品之说。当时“下品”及“下品之下”户非常贫穷,官府可能有意安排这些民户从事“给吏”、“给卒”之类特殊徭役并减免其赋税负担。起初未必有歧视他们的用意,但具有特殊意义的“吏户”、“兵户”,可能却由此在三国后期逐渐形成。     

论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之"禁马出关"--兼与陈伟先生商榷

陈伟先生对《津关令》“涉马诸令”原简次序的重新编排,涉及到如何认识汉代律令的本格式,也涉及到对“计献马”、“马价讹过平论”等内容的不同理解。结合相关资料,西汉初“禁马出关”之令起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吕后时的《津关令》是其延续发展,但在汉帝时被明令停止执行。汉景帝时此政策又以“马弩关”令的形式出现,一直实行到汉昭帝时并最终取消。从整个实行过程的背景来看,这里的“关”主要指的是函谷、临晋、武关等内关,其扼制对象是关东的诸侯国,不涉及境外的敌对民族政权。     

枭阳国考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墓葬的发现，是中国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自有经史典籍以来，先秦以前的江西就被说成“蛮荒腹地。”现在从大洋洲商墓发掘出来的青铜器物，不仅数量多，而且个性突出、特色鲜明、风格殊异，这不能不使举世骇异。事实胜于雄辩，它激发人们走出“司马迁时代”，去重建先秦江西和南方文明史。然而，由于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没有铭文，而现存的古代正史典籍又对先秦以前的江西几乎讳而不谈，重建江西和南方古代文明史的工作难度很大。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物和古史传说资料进行考析，推定大洋洲商墓…     

银雀山竹简《吴问》考辨

多年来,我们在＂春秋末年肯定有孙武存在＂的惯性思维下,对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吴问》,一直缺乏透彻的考证。本文从新的视角,以先秦史料为依据,对《吴问》进行了全面考证,证明《吴问》是一件战国最末年才出现的赝品。     

长沙东牌楼汉简“津卒”称谓及相关问题

长沙东牌楼简可见"津卒"称谓。这种以"卒"标示的身份特征值得研究者注意。同一批简中有称"津史"者。"津卒"应与"津史"存在某种关联。与"津卒"类同的"车卒"、"漕卒"、"棹卒"、"邮卒"、"驿卒"等交通实践者的人身自由和行为方式,都会因"卒"的军人身份受到限定。秦汉时期交通建设首先服务于政治和军事,一般平民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利用交通设施。社会一般成员对交通事业的参与,往往只能以"卒"的角色,通过"役"这种完全被动的形式实现。     

“闪电”词义演变考

文献材料中,＂闪电＂这一词义,上古汉语用＂电＂、＂列缺＂表示,汉朝开始用＂闪＂表示。汉语双音化致使隋代时出现了＂闪电＂这个双音词,并一直使用至今。本文通过分析＂闪电＂的词义演变过程,考证了＂闪电＂词义演变的时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