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曲村铜礼器墓分期断代与埋葬习俗再研究

本文以《天马-曲村》报告中的47座青铜礼器墓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陶器、铜戈等的分期,结合原报告以青铜鼎和簋的变化为标准进行的分期,将47座铜礼器墓分为三期6段,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其次通过对诸墓葬要素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研究,归纳总结曲村墓地铜礼器墓的埋葬习俗。     

江西新干县的西周墓葬

1976年冬,新干县社员在加固新干县中棱水库工程中,在坝址南端发现一批青铜器。1977年,江西省博物馆多次派人前往调查,青铜器系出自一个墓葬;并在距铜器出土地点西北约1.5公里处发现一处商周时代的城址。根据调查,这批青铜器是在约10平方米范围内掘出的,计有青铜列鼎五件和残破的小铜鼎、甗、爵等,有大量陶器、釉陶器伴随出土。一号鼎宽沿外折,竖耳中空,外侧为宽槽,腹较深,下腹外鼓,圜底,足中空与     

新郑铁岭墓地M1414发掘简报

2012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郑市冯庄水库东岸进行了文物钻探,发现大中小型墓葬数十座。在发掘的19座大中型墓葬中,12HZXTM1414是铁岭墓地西北缘一处墓地中级别最高的墓葬。该墓重要铜器被盗一空,从残留的青铜鼎、盘、编钟、编磬等可知为大夫或士一级墓,其所出的陶器对铁岭墓地陶器分期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34发掘简报

大河口墓地M1034是一座东西向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具为一棺一椁,椁下有两根垫木,墓底中部有一腰坑,坑内殉狗一只。墓主头向西,仰身直肢,男性,年龄为18~19岁。随葬品共计691件套,种类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蚌贝器、骨牙器和漆木器等。其中青铜礼器有鼎3件,簋2件,青铜兵器有戈、矛、剑、镞等,陶器仅有陶鬲1件。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早段,墓主为霸国中等贵族。     

王子午鼎的繁缛与铸客鼎的简约──论楚国青铜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嬗变

王子午鼎的繁缛与铸客鼎的简约──论楚国青铜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嬗变邵学海王子午鼎与铸客鼎是楚国青铜艺术发展的两个标志,从王于午鼎的繁得到铸客鼎的简约,反映了楚国青铜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膻变过程．在艺术的发展上,它就象一个钟摆,从一个样式向另相对样式运动．王于...     

商周青铜扁足鼎特点简析

青铜扁足鼎特征明显,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极富特色的器类。本文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商周时期的青铜扁足鼎,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和时空研究。     

江西新干牛城遗址调查

1976年冬,新干县群众在加固中堎水库坝基的工程中,于坝南山坡上挖出一批青铜器,计有大小青铜鼎7件、铜甗1件、铜爵1件和陶器若干。这一发现引起了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的重视,并于1977年先后三次派员前往该地调查和钻探,采集和发掘出土有较多陶片,证实牛城是商周时期的古城址。1982年至1983年,新干县物普查组的同志先后两次进行调查,采集到燕尾形铜镞6件、圆锥形鼎足1件,陶片23块。     

略论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

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发现较多。本文通过类型学分析,将海岱地区青铜鼎分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青铜鼎又有形制和分布区域的差别。西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鼎的发展和流变格局,经历了一个从与中原周文化趋同到相异的过程,同时也是殷商文化消退和复归的过程,并可看作是西周时期海岱地区政治文化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江南土墩墓与铜礼器器用的偶数用鼎

江南地区土墩墓葬青铜礼器的器用礼俗,偶数用鼎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无论是墓葬整体器用组合的偶数用鼎,还是用鼎组合内部存在的偶数同形鼎,西周中期以降在宁镇、皖南、江淮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均有所见,特别是偶数同形的用鼎礼俗至迟在春秋初期已成为上述地区有别于中原地区列鼎“周制”的显著特色.墓葬青铜礼器用鼎亦揭示出春秋以后广义之“...     

中国的权力之“鼎”

鼎是一种青铜炊具,一般鼎越大排场越大,鼎多同样排场也不小,禹铸九鼎,据说铸鼎所用之青铜,来自“九州之牧”。于是,“九鼎”便象征着“九州”,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时,一直被奉为传国之宝。当楚庄王问王孙满九鼎究竟有多重时,     

荆门叉堰冲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荆门叉堰冲遗址第二次发掘,地层堆积分三层,发现新石器时代灰坑5个、柱洞11个、墓葬1 座,其中墓葬是一座较大型的有二层台的长方形土坑墓,随葬陶器64件。出土新石器时代遗物分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和随葬器物三类,生产工具又分石器和陶器,生活器皿和随葬器物均为陶器。这些陶器具有特点,以泥质黑陶最多,主要纹饰为篮纹和斜方格纹,器形有鼎、罐等17种。据陶器特征,     

山西平陆前庄方鼎的历史归属与年代问题

前庄遗址是一处商代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址。"砥石"作为地名来讲,有可能与"砥柱"同源,所以"砥石"的地望极有可能就在今平陆三门峡大坝以东地区——砥柱附近。粮宿商城的发现,为解决前庄方鼎等商王室重器找到了归属。前庄饕餮纹青铜大方鼎、两件爵与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出土于不同层位。前庄方鼎与郑州杜岭、郑州南顺城街出土的商代二里冈时期青铜方鼎相比,其铸造工艺的原始性不容置疑。它的文化年代早于二里冈上层,当为二里冈下层遗物。     

湖北郧县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郧县李营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地层堆积共分五层,发现二里头时期灰坑46个,灰沟8条,出土二里头文化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极少青铜器。出土陶器以生活用具为主,少量工具,主要特征为夹砂灰陶居多,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有罐,鼎、盆等共计13种。根据陶器特征,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     

商周时期青铜分裆鼎初探

<正>鼎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类型也较为丰富。其中分裆鼎形制特征明显,时代感较强,是商周青铜鼎主要类型之一。以往学者在商周青铜器研究中对分裆鼎多有涉及,如朱凤瀚对商周时期分裆鼎做过梳理[1],邹衡、岳洪彬、彭裕商和王世民等对分裆鼎做过分时段研究[2]。但至今尚无学者对分裆鼎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进行尝试,以求教于方家。一分裆鼎母型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铜器三题

1977年冬、1978年2月,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店子村发现和发掘了两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其中,两件青铜鼎和两件青铜罍的形制、装饰纹饰具有早期青铜器特点,当为"古式"青铜器。车马坑内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可能与铭文中习见的"旅器"有关,表明这些祭器并非用于宗庙祭祀,而是"外用"之器。墓葬出土的青铜缶及青铜甗形盉为典型的"群舒"风格器物;此外,鲁东南地区出土的双耳兽首鼎形匜、青铜鼎耳装饰"点线纹"的作风也可能与"群舒"文化因素相关。     

江苏西汉墓葬二题

江苏地区的西汉墓葬呈现出独特的区域分布特点,出土的壶、鼎、瓿三种陶器,最能反映西汉釉陶器的演变发展规律。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青铜器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林林总总的文物中,有三件青铜鼎被公认为『旷世收藏』,即后(司)母戊鼎、子龙鼎和大盂鼎,它们并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大青铜器。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历史。早在距今八千余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便广泛使用陶鼎进行炊煮。至迟到距今三千六百年前后,人们开始铸造铜鼎,先以礼器事之,逐渐演变为社稷重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青铜鼎,分属商代晚     

发现番匊生鼎

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原断为商代的青铜圆鼎,但笔者认为,其应与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番匊生壶属同一套青铜礼器,是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应更其名曰"番匊生鼎",具体考察其年代,应可定为厉王世。     

试论周秦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从夏代起开始进入文明时期与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是宗法制,反映在青铜器上则是礼器十分发达,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显著特点。根据考古发现,从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夏族的日用炊食器主要就是陶鼎;因此,进入夏代以后,仿陶鼎而铸造的青铜鼎就成为夏代夏族最主要的礼器,成为贵族身份的代表。例如1987年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鼎。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诸如《汉书·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商汤灭夏以后,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     

苏州城东北发现东周铜器

1977年9月,苏州市城东北新苏丝织厂挖蓄水池时,在距地表约1.5米深的淤泥中挖出青铜鼎一件,鼎口盖一个红陶罐,鼎内盛放青铜杯、锛、锄、镰、斤、矛及镞等共五十六件。周围没有发现其他遗迹。今将出土器物分类介绍于下: (一)铜鼎二件。较大的即盛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