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一向对苏恭顺的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利用以收回新疆主权,避免了分离祖国的危险倾向,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另一方面由于中苏之间隔阂益深,福兮祸之所伏,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了。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     

狡猾的政治“变色龙”盛世才

1933—1944年期间,新疆由军阀盛世才统治。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新疆得到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中央三方的重视。盛世才是一条狡猾的政治"变色龙",他以新疆作为筹码,赚取政治资本,上演了一幕幕"变色话剧":一时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时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生主义;一时是联共党员,一时是国民党党员。他的实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永保"新疆王"的宝座,实行独裁统治。     

浅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进行初步探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人民对它的信任,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自居,表面上以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以党治国","五权宪法"思想为指导来组建政府,其实质上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以党治国"成了"一党专政",根据"五权宪法"设立的五院成了国民政府下的具体执行工具。     

浅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进行初步探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人民对它的信任．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自居,表面上以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以党治国”,“五权宪法”思想为指导来组建政府,其实质上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以党治国”成了“一党专政”,根据“五权宪法”设立的五院成了国民政府下的具体执行工具。     

民初新疆行政统一述评

清末,清朝政府废除军府制,在新疆建立行省,推行郡县制。新疆建省意义重大,但由于新、伊分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疆行省制度的统一性。民国初年,杨增新主政新疆,实现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行政统归新疆的局面。新疆行政的统一,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保持了新疆政局的稳定。     

离疆后的“新疆王”盛世才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人,1895年生。1915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分别在云南、东北讲武堂学习,后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归国后,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从1930年起,迭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上校参谋、少将参谋长、中将参谋长兼东路“剿匪”总指挥。1933年以后又任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团长,成为新疆的军政首脑,人称“新疆王”。盛世才统治新疆期间,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屠杀共产党人。为了巩固他在新疆的统治,盛世才忽而联共,忽而投蒋,还把自…     

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与掌控(1942-1943)——以中苏独山子油矿事务的交涉为考察中心

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实行亲苏政策,苏联势力得以全面渗透入新疆。40年代初,盛世才与苏联决裂,为国民政府谋求新疆"中央化"提供了契机。本文拟围绕中苏两国三方在有关新疆独山子油矿事务上的交涉,考察国民政府在盛世才配合下,如何将有关新疆的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苏国家关系轨道上来,并逐步深化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职权,从而一步步将新疆的外交外事权收归中央,实现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和掌控,逐步取消苏联在新新疆的优势地位。     

毛泽民在新疆有关史实的考释

毛泽民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为党内著名的理财专家,被誉称为红都的“财神”。在长期的战争环境和艰难的财政经济工作中,毛泽民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鼻炎,讲话时常常被咳嗽打断,甚至有时咳出血来。经组织批准去苏联医病,途经新疆时被盛世才请求留在新疆任省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等职务。一些著作和档案,对毛泽民在新疆任职时间等史事述说不一,甚有澄清之必要。     

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的行政管理措施评析

盛世才是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是新疆历史上复杂的政治人物。他主政新疆11年,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管理措施。这些举措,不仅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起到了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南京国民政府对招商局的改制与官商博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甫经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对招商局开始实施控制。初则派员清查,继则派员管理,最终于1932年底将其彻底收归国有。其间,以赵铁桥为代表的官方与李国杰为代表的商股,展开了激烈博弈。结果,赵铁桥被刺身亡,李国杰则锒铛入狱。此案一方面反映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由于缺乏健全的法制环境,私有产权的发展是不独立、不完整的,商权始终处于官权的压迫之下。另一方面,从招商局收归国营的复杂曲折过程来看,私人产权亦不再像以往一样一味地顺从、依附于国家政权,商权也会对政权产生冲击作用,使其尽可能地在现有的法律范围内行事。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若干问题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时人存在种种不同的评说。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考试名目应为官考试还是公务员考试;考试性质是资格考试还是任用考试;考试原则是考试党化还是人才主义;应否对公职候选人进行考试;考试录取是凭录取还是分区定额;考试方法是论考试还是新式测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处理,致使该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许多缺憾。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官费留学经费考察(1927-1937)

近代中国留学事业蓬勃兴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留学管理政策等方面基本延续了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留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渠道不一,在经费拮据的前提下,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此外,政府还通过鼓励团体和私人资助等形式多方筹措资金,以保障公费留学生的培养所需.经费使用方面,政府在保障学费供给的前提下,为鼓励留学生学业更进一步,对于继续深造的学生往往给予一定资费补助,同时加大了对自费留学生的奖励和扶持.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其经费虽捉襟见肘,但经费的筹措与使用逐步明晰化、制度化,因而在留学生培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制度述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设置或调整了审计机构,制定并修正了一些审计法规,并以就地审计、抽查审计和巡回审计为工作中心,推行审计制度改革,对恢复和重建战后国民经济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受内战的影响,这种改革与战后国民经济一直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下进行,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工作无法有根本性改观,难免最终遭致失败的厄运。     

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关系

中国银行从民国初年成立后即发挥着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使得中国银行由国家银行转制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1935年的第二次改组后又使得中国银行成为国民党“四行二局”金融统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的性质和地位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旧中国金融业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     

南京市雨花台区南朝画像砖墓

2003年11月,在南京市南郊的姚家山发掘了三座东晋晚期砖室墓。这些墓葬排列整齐,墓向基本一致,形制大体相同,应属同一家族墓地。墓葬皆为带长甬道的凸字形单室墓,规模较大,残存各类随葬品40余件,墓主应属当时的世家大族。其中 M3墓壁砌有精美的画像砖,墓内还发现两方铭文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南京国民政府的华侨教育政策与措施

本文分析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华侨教育的全面管理和支持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作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华侨教育政策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和问题。     

陈独秀国家统一思想述论

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经历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他主张国民党、进步党、北洋官僚三大势力平分政权,实行联邦制以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这一时期陈独秀对国家统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肤浅的乃至于错误的.第二阶段,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提出了通过人民革命方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最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系列观点,从而构成了关于国家统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虽存在若干失误,但与同时代人比较,仍不失为最激进、最彻底、最可行的国家统一观.     

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这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其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等特点。这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     

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

文章认为明代南京城墙的平面为“南斗星”与“北斗星”的聚合形态,这一形式是朱元璋、刘基等人在明初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确立的。     

南京市江宁区胡村南朝墓

2001年9月,在南京市区北部的郭家山西麓发掘了三座东晋时期砖室墓。根据 M12发现的温式之墓志,可以确认此处为东晋名臣温峤的家族墓地。温氏家族墓的发现,对研究东晋早期大型穹隆顶砖室墓的形制、墓葬等级、墓主身份及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寻找东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