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与项元汴:明代中后期两种不同类型的书画鉴藏家——兼论二者交游疏离之原因

本文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太仓王世贞与嘉兴项元汴在鉴藏观念、鉴藏趣向、鉴藏方式、鉴藏诉求等方面差异性的比较分析,以及两人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疏离原因的探讨,试图细致深入地展现当时缙绅学者型与士绅商贾型两种不同类型的书画鉴藏家在鉴藏活动上的特点和成就,揭示两人关系疏离背后所反映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环境因素与风尚,以及所表现出的文化精英阶层书画鉴藏家与具有良好教育的富商巨贾书画鉴藏家在地方文化资源与文化权力上的竞争与对抗。     

明代杭州府北运白粮征收考辨

学界一向认为明代北运白粮赋役征收区域只有苏、松、常、嘉、湖江南五府,但却很少注意到杭州也承担了此项重役。在明代中后期,杭州作为北运白粮的征收地屡次被史书提及,这种现象甚至延续到了清代。究其原因,政府对白粮的重视与江南地区灾害频发,使得明廷不得已将杭州作为北运白粮征收的备选地。但是杭州北运白粮的征收并未制度化,造成杭州在此问题上其名不显、其绩不扬。     

争夺运河之利: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

明代前中期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多次改变,至宣德年间,实行兑运法,瓜洲开始成为兑运江南漕粮的重要水次。成化年间,江南地区推行长运法,交兑水次地点由瓜洲南移到了江南州县水次,运军开始面临过江问题,运军往往需要"雇船盘坝"过江。隆庆年间瓜洲闸坝经历了一番更替,在瓜洲盘坝和过闸是运军过江的两种方式。隆庆六年瓜洲建闸,看似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对明代漕运制度及国家财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不仅是理解长运法改革在江南地区的推行的关键,更是理解漕运制度运作以及明代中后期工部运河费用体系的重要面向,也体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运河利益的争夺。     

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

江南是从唐宋以来中国最为繁荣的经济区 ,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除偶或受王朝更迭以及内部萌生的变乱 (如盗匪、民变等 )的影响外 ,最大的破坏性影响在于外患。倭寇之乱就是其中影响程度较深的一种 ,也是有明一代对中国沿海地区扰乱较深的事件。由于倭寇事件本身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本文在廓清明代倭乱的程度及其历史地理背景的基础上 ,将讨论重点置于已往很少注意的嘉靖倭乱给江南地区城防建设带来的影响。这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为这一时期的城防建设不但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建活动 ,而且在以后 ,更奠定了江南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这一角度出发 ,说明战争动乱期间的控制行为在城防这种特定形式下是如何展开的 ,并揭示社会力量在江南地区所体现的地位和作用。     

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

明代的政治、经济方面都出现了新特点,文化领域内的变化尤为突出,至明代的中后期出现了转型。本文从多个方面论述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明代的文化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地位举足轻重,对明代中后期文化转型的研究意义重大。     

试论江南明墓出土折扇

针对明代江南地区浇浆墓时常出土折扇的现象,本文结合墓葬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将出土折扇和传世折扇以及同时期日本的折扇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指出明人仿制的折扇既继承了日本折扇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墓葬随葬折扇的现象与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士绅们艺术化生活的风尚密切相关.     

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

2006年12月,嘉兴博物馆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浙江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李家坟抢救性清理了一处明代墓葬,获得了一批精美的文物,尤以丝织品最具特色,为研究江南地区明代的墓葬形式、丝织、社会生活和家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江南青团食俗述略

清明节前后吃青团在江南食俗文化中独具特色,极强的时令性和祭祀功能让青团在江南地区品目繁多的食物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与江南地区"不时不食"的饮食文化相契合。青团食俗至迟在明代嘉靖年间已经产生,至今绵延不衰,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论明代社会思潮对小说选本的影响

明代小说选本繁多,出现了许多题材相近的系列选本,编选前代作品结集出版是明代小说发展史上小说与商业结合的独特现象。这与明代出现的复古主义思潮、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李贽主“情”思想和“商人好货”思想密不可分。     

一件珍贵的藏传佛教祖师像

上海松江西林塔出土的一尊藏传佛教萨迦派祖师造像,为元代及明代早期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实证。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

对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主体的江南地区社区意识集中体现的风尚取向进行探讨,不仅从一新的视角来深化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而且也是理解江南地区明代后期各种社会新现象的关键。我们试图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正于史学万家。     

潮汐灌溉与江南的水利生态(10-15世纪)

从宋代至明代,江南地区的潮汐灌溉在技术体系、地域范围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原因在于江南地区的水利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塘浦圩田体系的崩溃,使得潮汐灌溉的作用上升,但潮水带来咸水入侵、泥沙淤积等种种危害,使得闸坝的设置与管理日益重要。这一变化趋势自宋代开始,至明代黄浦江取代吴淞江的地位之后,整个江南的水利环境为之一变。感潮区在享用潮水之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浑潮泥沙的危害,由此最终导致这一灌溉方式的衰落。潮汐灌溉技术与水利环境这种互动的关系,典型的反映了江南感潮区水利生态的变化。     

明代以来江南市镇的内涵与发展——太湖南部四镇的个案剖析

明代以来江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市镇,各市镇的经济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市镇经济内涵的形成与市镇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市镇的经济内涵又决定着市镇的发展前景.     

明代嘉万年间闽粤士大夫的寨堡防倭防盗倡议——以霍韬、林偕春为例

明代中后期的福建、广东区域,由于深受倭寇和海盗的袭扰,山区的盗贼也时有发生,民间修筑寨堡之风相当兴盛,而其中闽粤两地的士大夫,在推动修筑寨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闽粤两地的民间寨堡,虽然在抗击倭寇及海盗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寨堡所具有的某种割据性特征,也使得明代中后期以来福建、广东一带民间社会在处理各自的日常纠纷时,往往更多地采取以强凌弱的自我解决的方式,这就使得这一带民间械斗风气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我们在分析明代中后期福建与广东的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一系列社会行为时,似乎不应该仅仅把寨堡当作明代中后期民间抵御倭寇、海盗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而是应当透过寨堡这一应急性的现象,跨越朝代与时间的界限,来分析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     

《金瓶梅词话》中的酒器研究

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有多处关于宴饮场景的描写,大多涉及各种酒器,从中可以了解明代中后期比较流行的酒器种类、材质、造型和装饰等,是研究明代日用器物与社会生活的重资料。     

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以六科给事中为切入点

明代六科制度赋予了给事中很多权力,六科给事中位卑权尊,进入明代中后期以后,六科给事中选拔、升迁、行政效能、品德操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皇权(固定要素)对六科给事中的猜忌压制,内阁(固定要素)与六科给事中的反复较量,六科给事中(可变量因素)势力开始膨胀,成为明末各党派首领,导致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运转失灵。     

“钱塘”款造像的年代和风格初探(下)

<正>三"钱塘"款造像风格的历史渊源"钱塘"款造像产生于明代早中期,它没有学仿盛行的明代宫廷造像风格,而是承袭了元代宫廷造像遗风。这一情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翻检钱塘地方佛教历史可发现并不奇怪,它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元代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形式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密切相关。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江苏常州花园底明代白氏家族墓发掘简报

2013年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花园底村发现明代家族墓群一处,共10座浇浆墓,墓葬形制统一,排列有序,出土了一批金、银、锡、铜、瓷、木和石质文物。该墓群的发现对于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社会生活、生产工艺、服装首饰以及地方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李晓明的水墨花鸟画

花鸟画中的水墨和小写技法都从元代开始流行,以明代早中期宫廷画家林良、吕纪和吴门画派沈周、文征明等人的不断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的陈淳、徐渭,终于完成了向水墨大写意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