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理

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居留地虽然已有430多年的历史(1557年～1991年),但是除了1887年以来的100年之外,中国政府均拥有澳门的管理权,从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控制着这个开放的港口。以后这种管理权遭到了破坏。回顾历史上中国管理澳门的成败得失,将使我们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迪。     

鸦片战争前一些国家对澳门的侵略

鸦片战争之前,澳门不仅是中外贸易的前哨站,也是国际贸易的转运站。葡萄牙人自1557年以来经营澳门特区,一度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并进行国际的转运贸易,从中大获其利,“震垮诸国,以澳门为宝”。当时外国商人群集澳门,看到葡萄牙占有澳门这块宝地,感到无比嫉炻。17世纪以后,葡萄牙在东方的商业霸权日趋衰落,它在非     

试论鸦片战争前300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贡献

鸦片战争前30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时期。澳门作为西方天主教文化的最初入口、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和窗口,不仅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交融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

澳门是我国广东珠江人海口西南端的一个半岛,现在面积约六平方公里,与香港犄角相对,形成珠江口的左右门户。澳门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是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侵略扩张在中国的第一个基地;鸦片战争以前它是中国     

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看朝贡体制到条约体制的转变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和平方式无法打开中国大门,为获得和中国"平等"交往的权利,西方列强依靠暴力迫使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体制逐步取代了朝贡体制。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由中国中外关係史学会、澳门基金会、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主办的“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西关係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於2003年11月1日至5日在澳门召开。来自内地、台、港、澳及法国、加拿大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研讨。为什么选择“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西关係与澳门”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三家联办单位的负责人在会议开幕式的致词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主题的意义。中国中外关係史学会会长耿昇教授在致词中说:本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西关係与澳门”。这是一个内容广泛而又寓意深刻的课题。众所周知,由於历史原因,…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澳门基金会、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主办的“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於2003年11月1日至5日在澳门召开。来自内地、台、港、澳及法国、加拿大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研讨。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问题一向为中外研究所重视,但因各种原因,迄今为止,对当时对华鸦片贸易状况的所有统计和描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够准确、不够完整之处。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英《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保存了持续多年、即时公布的有关鸦片贸易的丰富资料,为重新统计1821-1839年期间各年度各种鸦片的贸易数量、价格和贸易额,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显示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状况提供了可能。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新发现的资料,可知在鸦片战争前的18年中,平均每年有1万多箱鸦片输入和1000多万两白银被掠夺,这一数字虽不如以往有的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庞大,但已足以揭露鸦片贩子和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掠夺本性。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火炮技术比较研究

火炮,被称为“战争之神”,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火炮技术,在历史上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内容,经过相互学习,促进了彼此这方面技术的发展。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中国和西方的火炮技术都经历过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过程。但事物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时至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中国在这方面技术上却与西方相形见绌,以至成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知道,欧洲火炮的技术原理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尚未进入后装线膛阶段,仍旧属于前装滑膛并使用球形弹丸的旧式火炮,     

鸦片战争前道光朝言官的禁烟论

鸦片战争爆发前,道光帝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禁烟运动,后世的治史者们,在论及这一时期的禁烟运动时,都对林则徐、黄爵滋等力主禁烟的爱国主义者无比推崇,对道光帝也有所肯定,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却很少有人对清廷言官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以应有的注意,这未免令人感到有所不足。为此,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史料,略述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研究

鸦片战争前,清廷建立了一个与朝贡体制密切相关、涵盖所有贸易对象国且功能齐备的外贸口岸体系。其外贸各口岸多系顺应中外贸易发展规律、具有交通及外贸地理区位等诸多优势,故能基本满足需要。作者在考察清统治者构建朝贡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口岸体系的基础上,分析清前期外贸政策的性质及其时代适应性。     

清代鸦片战争前宁波港对外贸易述评

对于港口城市而言,港口贸易对港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宁波自古就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地带,但是近代的殖民入侵,上海港和临近港口的崛起,宁波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辉煌地位,这一转变对宁波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清代宁波港的对外贸易由于受到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影响,在鸦片战争前就已颓势渐显。然而,其区域环境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时期宁波港对外贸易的发展。本文着眼于清代鸦片战争前宁波港贸易的跌宕起伏、与日本、南洋地区的贸易以及沿海内河转运贸易,以期能更好地展现该时期的贸易发展情况,为近代鸦片战争后的宁波港史研究提出拙见。     

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

鸦片战争前中英司法冲突主要表现在对凶杀案件的审判与执行方面。从18世纪末开始,来华英人就利用其海上强权,规避中国的司法管辖,并宣称中国相关法律和司法制度不可接受,在欧洲通行的国际法准则也不适合于中国,为建立在华治外法权制造舆论。英国政府从1833年开始立法酝酿,为在广州地区建立具有刑事、海事及民事管辖权力的法庭进行准备,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积极推动这一进程。1839年7月,义律擅自宣布建立英国在华法庭。鸦片战争后,英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最终完成了建立在华治外法权的法律程序。     

鸦片战争与道光帝

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善变"许多文章都提及,有人甚至认为"战和不定"也是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本文主要从道光帝害怕"糜饷劳师"和有损天朝"颜面"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他"善变"的原因。     

河南与鸦片战争

雅片战争爆发后,河南除了向东南前线提供相当数量的火药、火枪和其他物资外,还派遣军队、招募壮勇赶赴前敌直接投入反侵略战争。如1841年3月浙江战役,河南士兵参加战斗的就有2,000名,另外还有雎州人都司刘天保、祥符(今开封)廩生谢宝树等人所统率的乡勇数百人。其中刘天保所部“皆旧捻子中奇材剑客”,“气锐甚,思生擒渠酋”。(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5)后来受命与他军协力恢复镇     

法国与鸦片战争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不止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而且美、西、荷、葡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密切注视这场战争的动向,作为英国的邻居、同时也为西方大国之一的法国也不例外,频频派遣使团来华,调整对华政策。本利用法档案和相关献资料,对鸦片战争时期法国政府的动向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具体揭示这一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说明拉萼尼使团的来华、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教务的谈判,标志着法国的对华政策实现了从窥视到加入侵华行列的转变,法国在近代中国的地位由此确立,影响力因此扩大,这对后来的法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发端于十九世纪初叶。其标志就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和他们在中国从事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始于一八○七年英国伦敦布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的主要禁烟法令评析

鸦片吸食方式的转变,使鸦片逐渐由药品变为毒品性的奢侈品,鸦片吸食者越来越多,鸦片烟毒泛滥越来越广,最终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为遏制鸦片走私,消除毒品危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了诸多禁烟法令。禁烟法令经历了从疏漏到严密的转变,特别是嘉庆、道光时期,立法之严密,达到了前所为所的程度。但禁烟法令的成效却不是很明显,鸦片烟毒依然在中国猖獗泛滥。     

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

从17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关税征收中的税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外争端,一直贯穿于以中英贸易为主体的中西贸易史中。在税费征取过程中形成的地方关税利益集团,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这不仅引起以英商为主的西方商人的长期抗争,也损及清政府的财政利益。鸦片战后清政府逐步接受英方协定关税的要求,以确保关税“有盈无绌”。战后《海关税则》的订立,实际上是战前中外粤海关税费问题争端长期持续和演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