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考古学的展望 新世纪我们做什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片断展望

在科学战胜愚昧的漫漫历程中，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考古学无疑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初步实践之时，其不仅对重新梳清中国古史的脉络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武器，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启蒙运动的向前发展。解放后，中国考古学得到了迅猛的壮大，从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科学构筑到夏商周三代古史研究的全面深入；从对古代遗存的揭露与复原到对创造遗存的古人的观念的探究与揭示；中国考古学步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如何再上新台阶，发展方向在何处，日夜辛劳在这一领域的中青年学者的思索，为我们展现出考古学更有作为、更加美好的前景。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五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民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始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进而又改定为古国.     

二十一世纪古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五&;#183;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和西学东进的洪流。随之而来的新史学观,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在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崛起,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力行,郭沫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的旗帜高扬等等,而对中国古史研究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则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开始发掘,应是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任务十分明确,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考古”百议

<正>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存、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夏鼐广大公众有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和物质文化的理解。让公众理解丰富的考古材料以及这些材料对构建世界各地古史和史前叙述的重要性是一个重大课题。首先,它     

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

成书于西周的文献中多次言及"夏"与商革夏命,说明"商之前存在夏"的认识在西周时期已是常识,这是中国史学家,包括对经书所载古史系统予以严厉批判的"古史辨派"学者多不怀疑夏的存在之根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1928年殷墟发掘后,中国老一辈历史学家即已在多种论著中明确表达了希望通过考古学来寻找夏人活动遗迹的愿望,说明中国历史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是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1959年,徐旭生据文献所载夏人都邑所在区域而对"夏墟"进行的考察,正式揭开夏文化考古探索实践之序幕。二里头遗址位于文献所指夏人活动之中心区域,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聚落,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持续发展的同一种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至四期偏晚时遗址中出现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成汤灭夏之史事可相联系,说明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有较充足的根据。二里头文化有无文字与其所反映的这一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皆有待于考古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过程,说明文献史学与历史考古学在按各自学科领域学术规范作严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对接,是历史科学发展的正确途径。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     

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思考与研究

<正>动物考古学通过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科学和全面地采集,开展鉴定、观察、测量、测试及各种统计和分析,结合考古学的出土背景进行探讨,认识古代的动物种类、古代的自然环境和古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人的行为,从特定的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研究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①。在中国考古学中具备动物考古的思考是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几乎同时发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以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为标志。而在1924年,     

庆华遗存试析

庆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一项重要工作,发掘确认庆华遗址所代表的遗存在东北考古学分区体系中属于东部系统,理清了松花江干流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划分与变化。文化因素的对比分析表明,相关因素所反映的文化联系并非如原发掘简报所认识的那样主要来自西团山文化和团结文化,因此该类遗存的年代也不会早到战国早期,应当主要还是属于汉代。庆华一类遗存的形成可能主要是吉长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进入或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当与古史中记述的夫余系统存在着较多的联系。     

地质学与现代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现代考古学科从酝酿到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其最明显的源头就是地质学。从19世纪70年代起,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传播,古人类遗存及发掘等知识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逐渐成为史家知识资源的一部分。到民初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学人在思想和心态上已有准备,那时人类史前遗物的发掘通常由地质调查所的学者进行,不少人以为这正是地质学者应行之责。而地质调查所从事的考古工作,也为史学家提供了新知,开始引起史家古史观念的改变。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科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是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主题,它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在考古学的早期形成阶段,科学是考古学的形成基础;在过程考古学阶段,科学在一般方法论与专门知识上提供了众多的支持,过程考古学也以要成为科学为目的;到了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后过程考古学阶段,科学成了要超越的对象。三个阶段中,科学所蕴藏的内涵在不断改变,影响到考古学的目标以及实现它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作为科学的考古学"的讨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相对缺乏科学的传统。当前阶段,中国考古学还需要加强科学基础,进一步发展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同时吸收后过程考古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上的部分优点。     

北美土墩建造者之谜与现代考古学的产生

<正>土墩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在北美考古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土墩建造者之谜被逐渐揭开,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北美古代印第安人才是土墩遗存的真正主人。土墩考古的探索历程体现了现代考古学的产生过程,也见证了北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革新与进步。北美土墩,指的是古代美洲人在不同文化时期营建的形态及功能各异、明显隆起于地     

新世纪陕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下)

正七、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我国考古学的发展,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考古学文化(或遗存)30多个。这些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大多是在当地较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存在有相邻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些考古学文化(或遗存)为研究各自文化发展序列、区系类型的划分、经济及社会复杂化程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我国新石器末期的年代大体界定在距今5000—4000年左右,从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     

“空间”是考古学文化遗存认知的第一要素

<正>考古学属于广义的历史科学,一般认为历史科学是以"时间"为核心的科学,地理科学则是以"空间"为核心的科学。然而,考古学虽然属于历史科学,而且也重视"时间"为轴的研究路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空间"却是考古学文化遗存认知的第一要素。熟悉考古学的人都知道,考古学的认知对象是地下埋藏的文化遗存,当然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地面遗存,但不管是地下还是地面的遗存,认知的第一要素首先是"空间",包括其微观空间(地点)和宏观空间(地域),然后才是对其存在时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

目 次 一 救亡图存与重建古史: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选择 二 从考古学文化到区系类型:中国考古学的探索与发展 三 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考古学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认识中华文明丰富内涵、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1].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从它自西方传入中国、并且植根于中华大地这片沃土伊始,一方面在学术目标、理论建设和田野实践等环节就不断形成自身的历史传统,不再是西方考古学的翻版,而是努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考古学体系迈进;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代,中国考古学者也承担起不同的历史使命,不断续写新篇,继往开来,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学史,每当时代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中国考古学都在顺应历史变革、引领社会思潮、坚定文化自信上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仰韶和她的时代

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言,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意义重大。或者说,仰韶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起点。因仰韶村的发掘得名的仰韶文化、遍布中原的几千处遗存、以及这个考古学文化里非常核心的器物要素——彩陶和小口尖底瓶,在某种意义上代言了公众对史前考古的认知。而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时代,遍布在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学文     

北朝文化·雁门文化刍议——研读苏秉琦先生有关考古学文化论著札记

“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北朝化”,是我国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命题。苏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重建中国古史”出发,以“区系类型”为纲,以“中国明起源”为中心而展开的考古学化研究中,对“晋化考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把“山西省境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化区系(红山与仰韶)化遗存的研究”作为“80年代考古工作成果两大项”中的第一大项。     

三皇五帝时代的再思考

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辩证上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对中国的古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对古史尤其是上古史给予否定,其最为重要的论点认为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伪造的古史系统","三皇五帝"时代也被完全推翻。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     

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

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