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著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著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要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一“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年…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评介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评介蒋维崧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荣新江教授的《归义军史研究》,这是有关归义军史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其副题为《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从内容看,实系对晚唐五代及宋初中国西北地区政治史的全面探索。因此,本书不仅是作者多年来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基地研究工作受到教育部的表扬与肯定

近日,《教育部简报》（2009,第39期）刊发了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积极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成绩显著”的工作通报。在简报的显著位置表扬肯定了我校敦煌学研究所近年来的工作,明确指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石窟与佛教艺术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学术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百年敦煌学》简评

世纪之交,各个学科都在对本学科的学术史进行清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作为国际显学的敦煌学也不例外。《历史研究》杂志组织过一系列回顾20世纪学术史的专文,敦煌学就是其中之一（郝春文：《二十世纪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1期）。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敦煌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985短期教学计划”圆满结束

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郑炳林教授邀请,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敦煌学家高田时雄教授于2012年下半年来兰州大学讲学。在此期间,高田时雄教授面向研究生开设了《敦煌学与语言史》课程,主要讲授欧洲和日本敦煌学史、敦煌学概论、河西地区方言史、音韵学、日本藏中国古     

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名敦煌学家王重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主办的“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于2003年9月17—19日在北京湖北大厦召开,与会代表共7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英国、日本等国。会议收到学术论约60篇,就敦煌遗书的收藏保护与数字化、敦煌写本研究、敦煌遗书修复、追念王重民先生敦煌学研究贡献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参观了“王重民先生生平展”与“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本对这次学术会议进行综述介绍。     

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①甫出版,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即把其定为敦煌学的教材.全书由绪论、正文十八讲、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五部分组成.主体十八讲内容大致可分为六方面,一是敦煌简史(第一、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即各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分类概述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相关学科研究的贡献,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语言文学等方面;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重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是作者探讨敦煌学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间特别提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其简要解说.本书大体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历史学的问题.诚如林悟殊教授所说:"时下流行的诸多教材,多以综合他人著作编成,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则不然,乃系其个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诸教学的结晶.书中内容吸收了百年来国际敦煌学之研究成果,更有诸多自己的补阙和新颖之见.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系统完整.当今敦煌学的教材,恐无出其右者."此言可谓持平之论,本文则择要述之.     

“说”同“悦”辨

“说”同“悦”辨郭春环,万丽华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二册讲常用词时,谈到了“说”字,其中义项（四）：“读ｙｕè,喜悦,《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乎？’《左传·僖公三十年》：‘秦伯～,与郑人盟。’这个意义后代写作‘悦’。”①关于《论语...     

金山国建国时间问题讨论

金山国,即十世纪初张承奉在敦煌建立的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圣文神武帝,或称金山白衣帝、金山王、金山天子等.关于金山国的研究,自王重民先生发表《金山国坠事零拾》以来,贺世哲、王冀青、李正宇、荣新江等先后撰文论述.金山国灭亡于914年,没有什么争议;金山国建立于何时,却没有统一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五种:一、《旧五代史·吐蕃传》记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承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五代史·吐蕃传》承     

郑炳林、高田时雄主编的《国际敦煌学研究文库(日本卷)》陆续出版

正《国际敦煌学研究文库(日本卷)》(郑炳林、高田时雄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已陆续出版敦煌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其中日本是研究敦煌学的重镇之一,在20世纪初,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研究学者和重要的研究机构,对敦煌学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前期研究成果越来越难查找,所以将这批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供学术界参考,非常必要《国际敦煌学研究文库(日本卷)》的入选目录由高田时雄先生负责筛选,山本孝子博士负责文章顺     

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现状述略

清代三家《诗》学研究是清代《诗经》学史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但是关于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的专门著作却寥寥无几。通过考察近代以来的清代学术史、经学史、《诗经》学史等相关研究著作,概括其中所包含的三家《诗》学研究成果。并具体分析当今学者在清代三家《诗》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指明清代三家《诗》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巨大空间。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已经陆续出版发行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由郑炳林先生任主编,国内学者樊锦诗、荣新江、郝春文、柴剑虹、赵和平、郑阿财、罗世平、张涌泉、邓文宽、日本学者高田时雄、俄罗斯学者波波娃娃等先生任编委。"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天文等敦煌学研究的各个     

清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部用心之作--评刘为著《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就曾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中提出“预流”与“未人流”之说,认为敦煌学已成“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因而呼吁中国学必须急起直追。可见,学问如同流行一样,实际上也可以作热门与冷门之分。举凡热门之学问,或因其研究对象之重要性,     

“天室”应是以祖配天的明堂庙室

最近,为研究需要,笔拜读了蔡运章先生《甲骨金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周初金与武王定都洛邑》一。中蔡运章先生驳斥了省外学刘晓东、杨宽、孙作云、于省吾和陈梦家等先生将西周武王时期制作的青铜器天亡簋铭“‘天室’释为明堂”的观点①,将武王同四方诸侯一起殷祀显考王的“天室”译释为远离成周的太室山（亦称嵩山）。此后,我省有些学也跟着这样解释②。笔通过对《周礼》、《礼记》、《白虎通疏证》等古籍的学习和研究,认为蔡先生将“天室”释为太室山是不正确的。正因为蔡先生所说“天亡簋铭和《度邑解》中的‘天室’一词,是正确理解武王定宅典礼活动的关键”,所以,笔即认为很有必要将“天室”一词的真实含义讨论清楚。     

日本敦煌文学研究成果与方法之考察

北海道大学石壕晴通教授醉心于汉训读与敦煌献的研究,成就非凡,素为学界敬重。由于他是日本敦煌学大师藤枝晃教授的乘龙快婿,对藤枝晃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业绩的整理,孜孜砣砣,不遗余力。而我与外子也正致力于先师潘重规教授有关敦煌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工作,情境相似,对石蟓先生尤为感佩。明年春,先生即将退官,学界特筹划编纂《纪念论集》,征稿于我,本人因执行《百年来敦煌学研究之述评与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划,正拟针对日本学界对敦煌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进行考察,乃以此为题,撰写论,既可资先生退官之纪念,又可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唯以囿于识见,且僻处海隅,资料搜寻不易,墨漏讹误,自知不免,尚祈博雅方家,有以教之。     

关于S.11287号两组军事文书的探讨

这些年来,笔者在石家庄市工作,由于条件的限制,很难见到新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大型资料书。1997年夏季,在密云参加唐史高级研讨班期间,荣新江先生以《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①和敦煌所出斯坦因文书11287号的抄件见赠,使笔者得见最新整理的敦煌文书片断。Ｓ.11287号揭自一个经帙,现已收入《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3卷。②为了对这组文书进行研究,笔者专程前往北京,在张弓先生、黄正建先生的帮助之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查阅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3卷所载Ｓ.11287号的图版。根据…     

评“‘假如’史学”

2004年第5期《读书》上有李泽厚先生的一篇《思想史的意义》,其中论到“‘假如’史学”的意义。所谓“‘假如’史学”就是近年来史学界一直在讨论的“假设历史”问题(历史学界又称此为“反事实假设”,而逻辑学界称此为“反事实条件句”,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则称为“反事实思维”)。史学界的这场讨论原本是由李先生引起的。他在与刘再复先生合作出版的《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反事实条件句“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种说法遭到一些学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学的支持(有人仅在方法论上支持),于是展开讨论,不仅讨论这样一类的具体命题能否成立,而且从方法论上讨论反事实条件句在历史研究中能否成立,双方的分歧很大,看不出有取得一致的迹象来。李先生现在也论起“‘假如’史学”的意义来,显然是对这场讨论做出的回应。请看他怎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