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钱图录

说明郑家相《辽钱考》;契丹国太祖以前固尝铸钱、惟此时尚分部落、仅有一大人为长、文曰开丹、乃自祝之辞制作简率、盖其制度尚未曾完备时期也。《续泉汇》开丹圣宝钱诸谱未载,按辽本契丹改称、至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当宋太平兴国八年、复号大契丹、此钱文曰开丹,或取契丹开国之义。     

2010年辽金西夏史研究综述

2010年是21世纪辽金西夏史研究的第一个十年。这一年新出的专著主要有佟柱臣《中国辽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杨军《契丹开国皇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孙进己、孙泓《契丹民族史》和《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契丹长寿公主婚姻考析

《辽史》对于契丹长寿公主婚姻关系问题的记载存在错乱之处。本文在冯永谦、阎万章、向南、罗继祖、陈述及蔡美彪先生诸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长寿公主统和元年下嫁萧吴留,统和七年改嫁萧排押。在《辽史》的相关记述中,只有《圣宗纪三》所载有误。     

《辽史·兵卫志·兵制》探源

元修《辽史·兵卫志》开首所记"兵制"一门,是现存文献有关辽朝军制最为集中、系统的记载,历来被看作相关研究的基石。然夷考其实可知,这篇重要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论全为旧史原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乃元末史官根据宋朝国史《契丹传》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会要·蕃夷·辽》所增纂。在撰作文本的过程中,元人对南北两个不同文献系统进行了拼接、杂糅,使得本属南朝异邦有关一时一地的记载,被混同、拔高为有辽一代之常制,对今天的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和误导。这一典型案例或可深化学界有关《兵卫志》乃至整部《辽史》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的认识。     

点校本《辽史》正误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人修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至四年(1344)三月,所用的时间尚不足一年,它是《二十四史》中成书最速的一部史书。这部《辽史》,是以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为底本,参考《契丹国志》、《资治通鉴》及各史中的《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而成。由于当时没有认真搜集资料,致使很多重要资料没被吸     

辽朝史官考

契丹族虽然起自朔漠,以游牧为生,但一向倾慕中原文化,摹仿学习,不遗余力。建立辽朝以后,也承袭历代的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修史机构,以纂修本国国史。辽代史官的设置,大约始于太祖初年。据《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记载,鲁不古是太祖阿保机的“从侄”。太祖初创契丹国字,鲁不古就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这是辽代有史官的最早记录。契丹国字有大、小两种,大字相传为阿保机创制,时间在神册五年(920年,五代梁贞明六年)。小字相传为太祖弟迭剌因回鹘语创制,时间稍晚,当在天赞年间(922—925年)。鲁不古所赞成者为契丹大字,则其授监修国史当在颁行契丹大字之     

关于辽代钱币契丹字的释读情况

契丹字是我国辽代记录契丹语创制的文字。有大字和小字两种。前者创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后者制字年代略晚于契丹大字。契丹文字主要用于刻纪功碑、墓志、符牌、著诸部乡里之名以及写诗译书等项。可惜后来契丹文图书全部湮灭,除宋代王易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仪的《书史会要》里收录的几个契丹字描画外,没有留下片纸只字。金灭辽后,契丹文字继续被使用,而且在女真制字的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契丹文字从创制到废止,前后共行用了将近三百年,随着西辽的覆亡,终于成为死文字。     

辽承天太后生辰考

辽朝承天皇太后萧绰,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其作用之大,勿庸赘言,所以元朝官修《辽史》和宋人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皆为其立传。但是绰传简明不足,疏略有余,许多要事不可索而知之。其中萧绰的生辰就一直不为人知。而对她这么一个历史要人来说,弄清其生辰,对研究契丹史及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不无裨益。在《辽史》、《契丹国志》、《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及其它有关史书中,均没有萧绰生辰的直接记载(其生年可间接推知。《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五》记载,统和     

《金史·地理志》抉原

《金史·地理志》的编纂并无国史旧文可资参考,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至元末修史终有所成。志文大致以辽、宋旧疆为界,材料来源犁然可分。具体来说,契丹地面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确立规模,又参核宋朝国史略作补苴。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     

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

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语“本出契丹” ,其实也就是说此语本出《辽史》。因为在他生前尚未有契丹语言文字资料被发现。而所谓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之头下的“共识” ,则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     

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

《契丹国志》是第一部通记辽朝一代之事的纪传体史书,也是目前除元修《辽史》之外最系统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但是关于这部书的来历却是一个使人们困惑已久的问题。前人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书做过一些研究,余嘉锡先生就其作者叶隆礼的事迹进行过考证,冯家异先生对《辽史》与《契丹国志》的关系曾经有所揭示,此外还有人论述过《契丹国志》的史料价值。然而对此书至关重要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迄今尚无一种一致的意见,至于这本书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还没有人予以揭示。本文讨沦《契丹国志》的作者和其它有关问题,藉以对此书作者的真伪之争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一《契丹国志》一书的来历虽然颇成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却都愿意相信它确是出自叶隆礼之手,而少有人疑其为伪书。叶隆礼其人是有记载可查的,据《至元嘉禾志》卷十五《宋登科题名》,叶系宋理宗淳祐七年进士。历任建康通判、国子监簿、两浙转运判官兼知临安     

辽代佛像的鉴定

<正>辽代是中国北方崛起的契丹族建立的国家(916年——125年),大致与北宋王朝相始终。辽代信奉佛教的程度与北宋相比应该更胜一筹,据《辽史》记载,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辽代佛教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点从咸雍八年《荆州神山云泉寺记》及《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等史料上也可以看出来,里面把辽代     

辽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

<正>《辽史.太宗纪》有一条看似很蹊跷的记载,天显五年(930)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自元代以来直至今日,学者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此处"皇太子"必系"皇太弟"之误(说详下文)。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文献正误问题,它牵涉我们对契丹汉化进程中某些历史特性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从辽代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进行新的解读。     

《焚椒录》及其史料价值考释

《焚椒录》一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材料之一.本文考察了它的版本流传情况,把其内容与《辽史》、《契丹国志》进行对比分析,以期确认它的史料价值.《焚椒录》一书确为辽道宗朝进士王鼎所作,不是后人伪撰.《契丹国志》和《辽史》、《焚椒录》对宣懿皇后的两种记载虽大相径庭,但不宜简单地断定孰真孰假,而应看作不同的史料来源、不同的侧重面,...     

叶隆礼和《契丹国志》

《契丹国志》在元修《辽史》之外,是现在仅存的一部纪传体辽史。然而它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史料价值等问题,均有争议。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一得之见,以期专家、读者们教正。一《四库提要·史部·别史类》对本书有这样的介绍:《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     

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

辽代因俗而治,百官分为北面和南面两大体系。《辽史·仪卫志》记服饰制度称:"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所谓国制,就是指契丹服,宋人曾称作蕃服;汉制就是指中原地区汉人所穿的汉服。《辽史·仪卫志》记载的服饰制度,原本于《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契丹国志》和《辽朝杂礼》等典籍,由于年代久远,记录多有遗漏,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谬误百出。     

关于契丹小字《辽道宗皇帝哀册》的考释问题

1930年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辽道宗永福陵出土的契丹小字《辽道宗皇帝哀册》,册盖刻篆书契丹小字原字6行,每行6字,共计原字36个,册石刻楷书及行书契丹小字哀册文37行,每行字数不等,共计1330余字。 自从这个哀册出土之后,我国首先进行考释的有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三人,而以罗福成、王静如二人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罗氏考释者见《辽陵石刻集录》卷四,王氏所考释者见《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     

吐鲁番发现的助国元宝值十铁钱

五代时,北方草原的契丹族逐渐强大,建立了辽王朝(史称西辽),并自行铸钱,存世均少,尤以早期钱为甚。据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记载,辽太宗天显元年(926年)铸“天显通宝”。另据宋志强、王立强编著《中国古钱币库》记载：辽代第一钱为小平钱“助国元宝”和“壮国元宝”。其后为契丹太祖天显元年(926年)铸天显元宝目前仅发现一枚,已流入日本,较天显为早的天赞年间(922年)是否铸有天赞元宝,尚有争议,所见实物多认为是安南钱。     

《辽史·高丽传》勘误二则

中华书局版《辽史》卷一一五《高丽传》有两处都因一字之错,致使与同书《道宗纪》所记史实相互矛盾。其一,《高丽传》错载,高丽国王王勋览,辽廷于“大安元年。册勋子运为国王”。但是《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四则记,大安元年十一月。丙辰,辽廷二遣使册三韩国王助弟运为高丽国王”。是子或是弟,孰是?查《高丽史)卷八得知,高丽文宗死,其子王勋继位,称为顺宗。登基一个月后,顺宗又死去,所以记“八月顺宗掩,弟国原公运即位”。史称宣宗r.据此,王运是王勋之弟为是。其二,《高丽传》错载,寿隆元年十一月,高丽国王“王显病”。辽廷“命其子顺权知…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记事谬误探源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错误丛生,最显著的是将箕子朝鲜、汉四郡、慕容氏政权、高句丽、渤海的统治中心都改成辽阳府。本文认为这是契丹在前期为了追求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利益,以箕子朝鲜的继承者自居,有意为之,由此造成了《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的种种不实。《辽史》多取自耶律俨《皇朝实录》,从耶律俨称“王氏高丽”为“新罗”可以反映出契丹谋求箕子继承者的政治企图与领土要求。契丹因炮制箕子继承表而任意改写“东京道”诸州县方位,给后世的史学家带来莫大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