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山石窟的建筑艺术

<正>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公元304年到439年,当时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原和西北建立了十几个国家,直到公元460年北魏灭掉北凉政权才统一了中原和北方。北魏统一中原后社会开始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     

守在四夷:北魏北部边疆经略方针及其思想源泉

北魏王朝肇迹于代北塞外,在其统治前期,军事讨伐政策在北部边疆经略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主动进攻型的军事讨伐政策其实非常短暂,严格来说仅仅存在于道武帝拓跋珪统治时期,而防守、羁縻与怀柔方针则是长期的、稳定的,是北魏王朝经略北部边疆的基本方针。以"守在四夷"为核心的中原传统边疆经略思想,是北魏北部边疆经略方针赖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北魏王朝讨论、决策边疆经略事务时最权威的理论依据。这体现了北魏统治者自觉认同中原文化、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积极姿态,对维护北部边疆稳定、促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以及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国共两党结成的革命联合阵线与帝国主义及其走卒北洋军阀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两党携手合作,由孙中山一手建立起来的南方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对于北洋军阀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盘踞在中国中部、北部的各路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暂时停止了彼此     

北魏“阴山却霜”习俗新解

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开国,拓跋鲜卑在其境内大力发展农耕,农业已成为北魏新的经济支柱。北魏恰逢气候史上的寒冷期,《魏书·灵征志》有大量关于霜灾的记录。阴山、平城一带频发的霜灾制约了当地农业之发展,故拓跋氏才形成了“阴山却霜”习俗“。阴山却霜”与鲜卑游牧旧俗关系不大,它是北魏中前期转向以农立国的见证。     

云冈石窟中的二佛并坐和文殊问疾

云冈石窟中大量出现的“二佛并坐”和“文殊问疾”雕刻画面,是北魏佛教流行《法华经》和《维摩诘经》的结果。佛教认为,《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五十年说法的最后至极教理,因而流传中国很早。西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年)就译出《正法华经》。至云冈石窟开凿(北魏社会繁荣期,公元5     

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略议

对于清代初年(1644——1664)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史学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其典型的论点是“阶级矛盾”说和“满汉民族矛盾”说。笔者对这两种典型论点都不敢苟同。社会主要矛盾是指一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多种社会矛盾中起领导的、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它是由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主要社会要求决定的。那么,清初的主要社会要求是什么呢?清代初年,正处于明代末年开始的中国又一个社会危机时期,如何使社会尽快摆脱危机,从而使社会能继续向前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的首要问题。由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微弱,还没有产生足够的代     

“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何以相悖

党的八大后,党在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问题上发生了错位、相悖,在党史上留下了一个哑谜。这一哑谜的谜底仍在主要矛盾本身。当时虽然已经有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但由于这种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还处在”原生形态“,所以人们认识上很容易发生反复。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形态虽然没有发生质变,但具体运动形态已经超越了”原生形态“,走向了”次生形态“,并在向”再生形态“跨越。     

印证中央王朝对边陲少数民族政权的维护统辖甘肃省博物馆藏魏晋文物研究

三国两晋南北朝,内地的战乱并没有对甘肃及西域广大地区产生不利影响,相反这时的甘肃河西走廊相对比较稳定。“从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逐渐形成三国鼎峙和西晋的统一;从‘十六国’的纷乱,到北魏统一北方和隋朝的统一全国,都说明了走向统一仍然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导方面。”     

北魏中衰原因初探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首领什翼犍之孙拓跋注重建代国,不久改称魏。自此至孝文帝元宏,北魏前期诸帝大都有所作为,北魏发展较快,公元439年成功地统一了北方。尤其是冯太后、孝文帝时期进行的改革,不独当时有力地推动了北魏的迅速发展,而且对其后隋唐的历史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孝文帝末到宣武帝初,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就连素以正统自居的南朝汉族贵族也不能不由衷地叹羡。然而,宣武帝即位不久,正蒸蒸日上的北魏即明显呈现出衰     

亦汉亦魏:《司马芳残碑》的时代及意义

《司马芳残碑》的碑主是不是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尚存若干疑问。此碑所载的碑文、故吏和世系等内容以及碑首阴阳两面双螭造型和字体特征,具有强烈的汉碑色彩。但是,碑阴故吏题名中籍贯的北魏色彩(即杜县和霸城是北魏而非东汉之建置),显示此碑很可能是北魏司马氏或相关人员根据旧碑翻新和改刻的。碑阳末行文字和其余部分极不统一,应该是北魏或其后人们所补刻的。北朝司马氏追祖西晋帝室蔚然成风,即便碑阳末行文字是司马准所刻,也并无攀附祖先的证据。此碑碑阴同时刻写世系和故吏,具有从汉碑向魏晋碑志过渡的性质。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很可能累积在一份看似时代明确的碑刻之内。     

浅析北魏时期洛阳的社会风貌——以《洛阳伽蓝记》为例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北魏洛阳佛教寺院布局及其形制的作品,同时也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事实。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时期的社会风貌。本文从北魏时期的经济状况、里坊形制、饮食等方面窥视当时的社会风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金钥匙”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角度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金钥匙”。为此,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运用好这把“金钥匙”,对于进一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北朝后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晋阳

一、历史背景1．政治背景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晋阳是“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晋阳控扼北部的咽喉要地,素有“北门锁钥”、“中原北门”之称。由于晋阳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北朝政治史上一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爆发了六镇起义。六镇为北魏年间防卫北部边疆的一系列边镇。     

北魏太武帝时期平城"西宫"和"东宫"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硅于天兴元年（398年）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随着拓跋鲜卑统一北部中国的步伐和政权的日益稳固，逐步建起了适应皇帝办公、生活的皇家宫殿，到太武帝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宫殿群；北魏平城也建设成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市，     

谈北魏均田制的内容与性质

公元485年(孝文帝太和九年),北魏统治者接受了李安世的建议,于十月丁未下了均田诏:“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均田制的具体内容,《魏书·食货志》有详细记载,文繁不录。现就其内容与性质,作一粗浅分析。第一,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封建国有土地授受制度。均田制首先是在国有土地上实行的。当时北魏政府所掌握的大量无主荒地,正是均田制得以颁行的物质基础。当时的北魏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缺乏;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国家赋役的驱迫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等原因,又有大批的农民与土地分离。北魏统治者为了榨取更多的租税,就必须解决这一矛盾,即必须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颁布均田制的根本目的亦正在此。     

龙门所见《洛阳伽蓝记》中人物造像述论

龙门石窟的古阳洞,是北魏孝帝迁都洛阳以后兴建的第一个大窟,聚集着北魏王公大臣造像之遗迹。《洛阳伽蓝记》一书反映了北魏洛阳城内佛寺的盛况,记载着北魏皇亲国戚及百官大兴土木、营建寺塔之事实。这些耗资巨大、工程宏伟而又壮观的寺塔及石窟造像,使洛阳城成为当时佛教圣地和道场,在中国佛教史、化史及美术发展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本试图通过孝帝、北海王元详在城内造寺和在龙门开山造像的典型材料,反映北魏迁洛之初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特点。宣武帝、孝明帝及灵太后时期的佛教状况将另叙述。     

龚书铎教授谈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龚书铎教授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第21次国史讲座中,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当如何看待“革命与现代化”、“和与战”、“中西文化”等三个关系的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关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龚书铎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一股思潮,认不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不是革命而是现代化,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因为,第,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中

<正>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判断,蕴涵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矛盾运动法则。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它既是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     

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天文台——灵台

在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附近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都城遗址的南郊,有一座夯土台的遗址,这就是座落在今河南偃师县佃庄公社朱圪垱大队岗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