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

本文认为嘉庆十年出使中国的戈洛夫金使团,是清代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动.此次出使反映了19世纪初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新诉求、对两国争议土地划界的态度以及清廷对两国关系的认识等问题.     

试论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1871—1931)

近代以降,日本外务省为培养精通汉语的翻译人才,派遣留学生来华。具体而言,外务省自1874年将留学生安排在北京学习,是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至1883年制定《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使留学生派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随后10余年间,留学生派遣制度在留学生选拔、在华培养及期满后安置等方面日臻完善;至1894年颁布《外务省留学生规程》时,将留华学生派遣纳入海外留学生派遣的整体制度框架;1919年又改将留华学生委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但以失败告终。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与近代中国之关联不可小觑,且培养出大量外交人才,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受制于日本侵华政策,其最终沦为侵略附庸,折射出时代的光与影。     

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考略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在遣使来华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之际,派遣七名留学生来华留学,是为近代日本中央政府对华官派留学生之始。通过挖掘中日双方的原始档案记录,并与时人日记互证,对派遣原由、人员构成、来华经过、在华活动、召回之争及影响等史实加以考证,梳理、钩沉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来华留学之史实。     

评《中俄关系史略》

评《中俄关系史略》吕一燃我国最早对中俄关系史进行比较深入研究的是清代后期著名学者何秋涛,他的代表作《朔方备乘》是一部开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先河的著作,其价值和影响可与同世纪初俄国学者厄吉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１７９２年...     

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研究的新收获

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 ,由于边界问题的争执 ,一直受到两国政界与学界的重视 ,中国在上世纪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就对中俄关系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 ,比起清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来说 ,中俄关系是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之一。不过就清代中俄关系来说 ,边界问题与政治关系探讨较多 ,相对来说贸易与经济的往来研究较为薄弱。清代中俄贸易主要是在恰克图 ,中俄恰克图贸易事关清代经济贸易、外交政策以及满蒙关系等问题 ,相当重要。学术界就此进行了一些探讨 ,尚需要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米镇波先生的新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     

浅论康熙时期的中俄关系

康熙时期(1662～1722)是清代中俄关系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在中俄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简要论述了这一时期中俄关系的特点.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关于来华留学生学历生培养现状及培养策略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来华留学生的人数逐年递增.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层次对学校的管理工作、留学生工作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开展以及时留学生规模的扩大都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来华留学生学历层次的提高和培养策略的研究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结合留学生教育的新时代特点,考虑到提高来华留学生层次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性,本文在分析了来华留学生学历生教育的现状后,对目前来华留学生学历生培养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强调了提高来华留学生学历层次的重要性,并对学历生的培养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     

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士

在清季中俄关系史上,璞科第(Д.Д.Покотидов)是一名带有神秘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既是彼得堡著名的“中国通”,又是财政大臣维特伯爵一手栽培的秘密外交能手。从1889年来华作窥探     

留学中国与入境旅游——基于信任水平与贸易规模的视角

基于2005—2018年21个入境旅游客源国的面板数据，文章讨论了来华留学生与入境旅游之间的关系，并从信任水平和贸易规模两个角度考察了来华留学生对入境旅游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来华留学生对于不同旅游动机下的入境旅游影响呈现差异化结果；在作用机制方面，贸易规模和信任水平是来华留学生影响入境旅游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应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来吸引来华留学生，强化来华留学生对入境旅游增长的促进效应，以推动入境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来华留学生档案管理工作刍议

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益提升,来华留学生规模发展迅速,如何科学高效的做好来华留学生档案管理工作也显得越发重要。本文通过探索来华留学生档案管理工作的意义,发掘来华留学生档案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以期找到解决办法,为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试论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日本文部省虽自明治初年起便负责管理并对外派遣留学生,但在其后近30年间从未派遣学生来华留学。随着日本帝国大学中分科大学的设置、讲座制的引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师,自1899年起对华派遣留学生,从而开启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其中服部宇之吉便是名副其实的首位文部省留华学生。至1920年通过派遣留学生补充各新建大学师资的目的基本达成后,文部省又废止原有制度,代之以派遣"在外研究员",但与前期变化不大。文部省留华学生虽起步较晚且人数有限,受重视程度不及留学欧美者,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但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地位。     

中俄北京贸易初探

在早期中俄贸易史上,北京贸易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一贸易对两个相邻的大国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北京贸易并未象恰克图贸易一样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因此,探讨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是十分必要的。从蒙古统治俄国时期起,中俄贸易关系就已经建立,当时俄国商人把毛皮、皮革以及其它本国产品运往北京,M·舍尔乌德在《通往中国的大道》一书中说。在北京的外国商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其中就有俄国人。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贸易关系并不密切,更多的只是偶然的现象。而且由于蒙古地区在一、工、六世纪的相…     

初级班来华留学生汉语教学浅析简

本文从留学生的心理因素、学习汉字的困扰、拼音对学习汉字的影响、学习发音的困难、学习词汇的困难、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教师课堂语言的使用等方面,分析了初级班来华留学生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学、认知科学等角度就初级班留学生教学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清前中期语言与世界语言学史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入华推动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伴随着欧洲学术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入欧洲的视野,清代语言在这一时期为欧洲语言学家所关注。清朝前中期的语言经由欧洲入华传教士和俄国入华商人带给欧洲学人,在世界语言学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将欧洲的科学和思想引入俄国之后,彼得堡科学院为欧洲的学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彼得堡也一度成为欧洲科学和文化成就的试验田,清朝前中期语言正是在这块试验田中进入了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历史。     

文化使者与特洛伊木马——《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评介

中俄两国于2006年和2007年成功举办国家“文化年”活动之后,又成功举办了中国“俄语年”和俄罗斯“汉语年”。在两国睦邻友好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大好情势下,以研究中俄关系及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一书适时问世,为两国“语言年”及“文化年”活动献上了一份厚礼。     

西方旅游者在华旅游活动研究——基于西方旅游批发商的中国游产品分析

有关西方旅游者在华旅游活动的现有研究缺乏系统性,且几乎都借助于中国官方机构的统计信息。由于统计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些统计信息往往无法有效地反映旅游者的实际活动轨迹和活动内容。本文以西方旅游批发商的产品样册为基础,运用自创的分析方法研究西方旅游者的在华旅游活动。研究表明,西方旅游者主要是受中华文明吸引而来华旅游,西方各国旅游批发商推出的中国游产品没有明显的差异性。     

俄罗斯留学生学习汉语陈述句语序偏误分析

当前中俄两国外交关系十分密切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人数也与日俱增。在对俄汉语教学过程中,语序问题导致的偏误数量不少,因此,文章就陈述句语序方面进行研究,运用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两种研究方法,从对外汉语角度,对比中俄陈述句语序差异,对语料库中真实的俄罗斯留学生语料进行偏误分析,进一步研究“状语”语序,最终提出教学建议。     

郎世宁与他的中国合作者

本文在以表格形式梳理清代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与其十位中国合作者的工作内容、时间之外,简要探讨了他与其中几位合作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不仅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郎世宁在华期间的工作、生活以及交游情况,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客观看待和把握其在皇帝眼中的地位及在中国的整体处境。     

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由于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甚至直接参与了沙俄的侵华行动。在中俄关系史上,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事实大多是其实现外交功能的手段或客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