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成帝纪》"中陵"含义新考

在<汉书·成帝纪>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永始元年)秋七月,诏日: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 虽然该句中出现的"中陵"古人已有多种解释,但今天却很少有学者对之提出新的认识.     

《唐大诏令集》勘误一则

<正>《唐大诏令集》载《册虢王凤青州刺史文》云:"泌州刺史、上柱国、虢王凤,履局端严,襟神秀整。"按:"泌州刺史"误,当作"沁州刺史"。《新唐书·地理志》:"泌州淮安郡,上。本昌州舂陵郡,治枣阳……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阳,表更名。"可知"泌州"在唐代作为政区名始见于昭宗天祐三年(906)。而《册虢王凤青州刺史文》开篇云:"维麟德元年,岁次甲子。"颁于高宗麟德元年(664),时尚未设泌州,自不     

建宁县建县时间探疑

福建省建宁县建县(升永安场为建宁县)时间,1995年建宁首部新编《建宁县志》确定为"南唐中兴元年(958年)"。该志出版后,"中兴元年"建县说被社会广泛使用。但明嘉靖、清康熙、乾隆《建宁县志》所载时间均为南唐中兴三年(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笔者就此问题对古今图书记载做了初步梳理,所见有"中兴元年"、"中兴三年(即宋建隆元年)"和"宋建隆二年"三种说法。本文经分析,排除了"中兴元年"说,并就有关问题请教专家学者。     

有关司马迁的两个问题

一、‘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应从汉书作‘十年’ ‘太史公自序’有‘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天历始改’的记载,这里的‘五年’,是指司马迁自元封三年担任了太史令的职务这一年算起,到太初元年,共力五年之数,(公元前一○八年到公元前一○四年)。这是自来史家一致承认的算法,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自序’中的‘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

“天师道”亦称“正一道”,是以江西贵溪龙虎山为中心,以倡行正一经法制度和孝道为特征的道教一派。据史料记载,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张道陵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太清玄元”;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张道陵精思西山,太上亲降,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以授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陵)《正一盟威妙经》,重为三天法师     

唐顺陵勘查记

顺陵是国务院一九六一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三十五华里,座落在渭河北岸第二道原上,北距陈家村约二华里(图一)。顺陵,是武瞾(武则天)母亲杨氏的坟墓。根据文献记载,杨氏死于咸亨元年(公     

唐恭陵调查纪要

河南省堰师县缑氏公社滹沱村村南景山上,有唐高宗太子李宏(《新唐书》作弘,今从碑文作宏——下同)墓,俗称"太子冢"。按《新唐书·列传第六》及墓前高宗所撰《唐孝敬皇帝睿德纪》碑文,均称李宏为"孝敬皇帝";其墓虽为太子墓,而陵墓规制"尽用天子礼",墓号"恭陵"。因此,在唐王朝十八陵之外,尚应有此一陵待记。 1963年恭陵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陵墓规制及陵前石刻未见公开报道,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983年,河南省洛阳地市区划进行调整,原属洛阳地区之偃师、孟津、新安三县划归洛阳市。11月下旬,洛阳市文化局、洛阳市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三县文物现状进行了调查,偃师的恭陵是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之一。现就恭陵调查所及,记述如次。     

唐顺陵遗址现状与形制探讨

顺陵,是武则天母亲杨氏(579-670)之墓。据文献记载,杨氏死于咸亨元年(670年)8月,9月以太原王妃礼葬咸阳东北18公里处的洪渎塬(唐名)上,时称杨氏墓。武则天于嗣圣元年(684年)九月追尊父武士镬为太师魏王,母杨氏为魏王妃。十月又追谥魏王为忠孝。永昌元年(689年)二月尊魏忠孝曰周忠孝太皇,母曰忠孝     

记唐代渤海国咸和十一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

咸和十一年(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日本承和八年)唐代《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是日本新发现的一件重要渤海文献。(见封二)。咸和十一年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原来收录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的《壬生家文书》“古往来消息杂杂中”。1950年宫内厅书陵部出版的《图书寮典籍解题》历史编发表了中台省牒的照片,始为世人所知。此后日本的三上次男、新妻利久、中村裕一、铃木靖民、酒寄雅志相继发表文章,予以介绍和研究。     

唐顺陵营建过程研究

从公元670年至702年,唐顺陵的营建过程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太原王妃墓、顺义陵和顺陵,其石雕组合也明显分为三个时期。顺陵陵园的平面布局从内向外形成了三重布局:位于中心的封土、以陵墙象征的内城以及由四门石狮象征的外城。     

乾陵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628—683年)和武则天(624—705年)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乾县北门外6公里处的梁山上,距西安市约85公里,为陕西省境内唐十八陵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陵墓。据文献记载,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650—683年),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死于洛阳贞观殿,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八月葬于乾陵。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684—705年),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死于洛阳上     

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贞观二年一弘道元年,628—683年,56岁;在位34年,649—683年)和武则天(武德七年-神龙元年,624—705年,83岁;在位21年,684—705年)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乾县县城西北六公里之梁山上。这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地下宫殿和唐代其他的帝王陵墓一样,是按照唐代依山为陵的制度而修建的,无论是地下墓室、甬道、便房和墓道的开凿,还是陵园的布局和建设都是按照唐代皇室的旨意修建的。《旧唐书·韦挺传》(卷77):“(子待价),则天临朝,拜吏部尚书摄司空,营高宗山陵功华,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为天官尚书同夙阁鸾台三品,赐物一积,仍与一子五     

宋代铸造的唐代年号镜——仿古和逐利影响下的宋代工艺美术个案

自1945年梅原末治《唐镜大观》著录两面"永徽元年"铜镜以来,考古出土和文物征集发现多件带有"贞观元年""贞观十六年""永徽元年""上元二年""大和元年"等唐代年号的铜镜。这些铜镜因有明确的纪年,在唐代铜镜艺术研究中曾被作为标准器对待。但这些铜镜在造型、铭文书体、纹饰等方面,皆与唐代铜镜有异,而与宋代铜镜相合。本文对5种8件带有唐代年号的铜镜予以重新考察,认为它们与一般宋代的仿唐镜不同,一是没有铸镜作坊铭或是姓氏铭;二是铜质精良;三是花纹清晰。因此,这8件器物应为宋代铸造的仿唐镜。     

浅论巩县宋陵所派生的地名

在巩县宋陵周围,因建陵、护陵和祭陵等过程,留下了众多相关的地名。本文仅就有籍可查和初经考证的一些地名,分类浅论如下。一、因永安陵而产生的地名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赵匡胤将其父赵弘殷从开封东南隅迁葬于巩县,名曰永安陵。从此,陵区之地叫做老龙窝,俗称龙洼,     

唐代陵户问题考论

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拜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四陵后,为每陵设置三千户百姓供役。三千户实即六乡百姓,属于专门服务特定帝陵的奉陵户,其中包含了"四百人"或"三百人"的陵户。陵户由诸陵署管理,从事守卫、洒扫和筑坟等日常劳作,免除课役;而其他奉陵户则被州县征派,服杂徭力役,但蠲免陵寝之外的其他正役与杂徭。唐代陵户身份并非以开元十七年为界分为贱民与良人,谒五陵大赦诏中的陵户放良仅针对五陵中贱民身份的官户,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贱民身份的官户与百姓良人一直都是唐代陵户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唐以后役制的变迁,陵户在国家管理层面一度失去役的特征,但地方实际用役逐步恢复了陵户的职役本质。总体上看,唐代陵户问题凸显了唐代役制的复杂性和唐宋役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唐兴宁陵调查记

1977年12月,咸阳市博物馆在规划唐兴宁陵保护范围的同时,对该陵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获得的资料整理如下。唐兴宁陵,又名唐代祖元皇陵,是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晒之墓,位于咸阳市红旗公社后排村的北原上,即咸阳原二阶台地上。《咸阳县志》记载:"代祖元皇陵,在县东三十五华里,坐落萧城村正南三里,名兴宁陵。"《关中胜迹图志》引《长安志》云:代祖元皇帝兴宁陵,"在五云多,周二里"。萧城村即今咸阳市韩家湾公社怡魏村,此地是汉高祖长陵所在地,长陵城传说为萧何所筑,故俗呼萧城,因而此村又称萧城村。兴宁陵除封土外,陵园范围内均已成为耕地,现在地面上不能辨别其周长。此陵距二道原     

汉成帝昌陵相关问题探讨

西汉成帝刘骜 (公元前 5 1年—前 7年 ) ,竟宁元年 (公元前 33年 )即皇帝位 ,绥和二年(公元前 7年 )三月 ,崩于未央宫 ,四月葬于延陵。《汉书·成帝纪》云 :建始二年 (公元前 31年)“闰月 ,以渭城延陵亭为初陵 ,”据文献记载 ,当延陵建造十年之后 ,曾一度停建 ,成帝又于渭河南岸的新址建造昌陵 ,时经五年 ,未成而罢 ,复作延陵。考古研究结果表明 ,“延陵位于今咸阳秦都区周陵乡严家窑村 (严家窑应为“延家窑”之讹 )。陵墓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 ,底部边长 1 73米 ,顶部边长 5 1米 ,封土高31米 ①”。虽然昌陵是成帝之废陵 ,但围绕昌陵…     

辽代庆陵皇族墓发现小型木雕件

2000年7月,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抢救清理了辽庆陵中永兴陵区的一座多次遭盗掘现已无法保护的辽代晚期皇族墓葬. 辽庆陵位于巴林右旗大板镇北100公里处的索博日嘎苏木境内,在苏木政府所在地北14公里的瓦仁乌仁山南麓,当地人把这块地叫王坟沟.因为这里是辽代中晚期的三个皇帝陵所在地,即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兴宗耶律宗真的永兴陵和道宗耶律弘基的永福陵.这三座陵也叫中陵、东陵、西陵.这次清理的陪葬墓是在东陵区主陵的西南300米处.     

《旧唐书·地理志》校勘平议一则

正《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载:武德三年"分始平置醴泉县"。校勘记云:"据本卷上下文及《寰宇记》卷二五、《新志》,此处‘醴泉’当作‘扶风’"。(中华书局,1975年,第1395、1459页,简称《旧志》)覈诸史料,京兆扶风县确于武德三年由始平县分置,且醴泉县在武德元年、二年时尚分置出温秀、好畤二县。故校勘记所言足备一说。核实而论,武德三年始平所分之扶风,贞观元年即省。逮至贞观八年,唐廷更岐州围川县曰扶风     

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汉代学术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其时间问题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围绕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和元朔五年(前124)展开。①因诸说都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遂引发了关于"天人三策"真伪的质疑。②然综观以往研究,一个明显的缺憾是诏策贤良文学制度作为董仲舒对策的制度背景,鲜有学者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