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女真语札记

金代女真语代表着十二──十三世纪的古老语言,对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言历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金代女真文金石刻是研究金代女真语的最重要的资料,但留存至今的很少,且多漫溢不清,不易识读。明代回夷馆编的《女真馆杂字·来文》代表的是明代女真语,同金代相隔差不多两个世纪,既有纵的方面语言发展变化的差别,横的方面还有方言之间的不同,所以用明代女真语上溯金代女真语,倍感不足。又释读金代女真文碑刻的实践告诉我们,《女真馆杂字·来文》中的女真字较金代女真字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本不能满足释读金代女真文碑刻的需要。…     

从奥屯良弼女真文石刻看金代民族文字的演变

传世的金代女真文石刻仅10余块,有一些是女真文、汉文并刻的,而本文所叙及的《奥屯良弼诗刻石》和《奥屯良弼饯饮碑》则是直接用女真文撰著的两块石刻。通过对两碑的内容、写作时间、语词、格律、笔法的考证和剖析,进而论证金代女真语言文字和女真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两块女真文石刻的发现,不仅对金代女真语文使用和流传情况的了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印证、补充史籍记载和区别女真大小字等疑难课题的深入研究,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证据。     

女真文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女真文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有大字和小字之分.其中,女真大字是由金代开国功臣、女真学者完颜希尹与耶鲁等创制,女真小字则由金熙宗完颜亶创制并颁行.女真文作为金朝的国书主体文字,在一段时期里,曾与契丹文、汉文同时并用,尤其是在符牌、诰命、程文和宣敕上广为应用,并以女真文撰修国史、译述汉文经典.金太宗吴乞买时,设立女真字学校,教授女真字.金世宗完颜雍时,曾立女真进士科以升擢选官.在金代历史上曾涌现出一批精通女真大小字的学者.     

关于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考

金代是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女真族属于北方的农耕渔猎民族。文中针对金代女真族的耕作技术、水利兴修和农田灌溉等方面来对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女真不是“东方鹰”

<正>金代的女真也称为"朱里真",这个族称与名鹰海东青在语义上有关吗?常见到现在一些研究金代史志的文章,将女真人比作海东青这个"东方之鹰",以彰显其人以小博大的进击精神。有的论者甚至提出,女真的称号即是"东方之鹰"的意思。对比,笔者认为,女真之号与海东青毫无关系,语义也不相同。持女真、海东青语义相同论者依据《三朝北盟会编》载文:"女真本名朱里真,番语(指契丹)讹为女真"的记述,提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论金代女真人与契丹人的婚姻关系

本文重点以金代女真与契丹民族关系变化为背景来论述女真人与契丹人的婚姻关系,并从中分析金代对契丹人的统治政策。     

金代的酒文化漫谈

金代的酒文化在女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重大活动之时都离不开酒的存在。金代独特的饮酒习俗文化,在今天的东北地区的仍有遗留。     

金代武举的民族属性——民族关系影响下的制度变革

金章宗时期建立和完善的武举,是专门针对女真人的一种考试制度,这是金代武举不同于唐宋时期的最大特点,而这种特点是与金朝中期女真人汉化加剧、女真统治者对女真传统习俗和尚武之风的维护政策直接相关的。宣宗初期对非女真人开放武举考试,是因为当时军事形势危急,统治者需要吸收非女真人以加强自身武力,还可以消除歧视政策以缓和内部民族矛盾。金代武举制度的建立和重要变革,都与金代的民族关系直接相关。     

关于金代猛安谋克的分布和名称问题——对三上次男先生考证的补订

猛安谋克制是金代重要的政治制度。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和金政权统治地区的扩大,猛安谋克制不断发生变化。到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一一八四年),金代共有“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研究这些猛安谋克的分布和名称,有助于我们了解女真族的发展和北方民族融合情况。但对于这个问题,至今国内史学界尚未有一个系统的专论。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他所著的《金代女真社会的研究》一书中,曾设专章对此     

金代的汉化进程与女真族文学演进研究

金代的汉化进程与整个金代相始终。其中,科举制度的设立、生活方式的变迁、典章文物的迁移、帝王与贵族对中原文化的喜好,等等,均直接影响着金代的女真族文学,也直接影响着金代的文坛生态。总体上看,金代的汉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女真贵族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始终,也恰好与金代女真族文学的兴盛相始终。     

金代女真人与酒

金代女真人的饮酒活动渗透到女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婚丧嫁娶、岁时节庆、宴游唱酬等等.女真人有其独特的饮酒方式与习俗.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其饮酒活动也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纸抄女真文的首次发现

女真字早在创立满文之前即弃而不用,其原始资料多被毁灭,传世的甚少。传世的女真文字资料中多为金石资料,纸质手抄本极为罕见。金代的纸质手抄本女真文字资料,国内仅发现过一次,那就是1973年西安碑林石台孝经卯眼中发现的十一张残页。沙俄的一些所谓“探险家”曾盗走了我国的大批西夏文资料。现存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大批西夏文资料中,混入了本文所发表的两页纸质手抄女真文资料。这是迄今国外发表的唯一一份金代手抄女真文资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非常罕见的。该资料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很高,它为女真文字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女真文字是音节文字。多音节的单词须用数个女真文字拼成。这里所发表的两页女真文字资料是用草体字撰写的,该文作者辨别草体字的能力不高,仅能把其很少一部分还原成楷体字,而且有的并没还原对。还原成楷体后,他们又根据用汉字注音的《女真译语》标注了读音,并对个别字释了义。原文采用音译汉字注音的办法来表示所说的女真字。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校者特把与这些草体字相对应的楷体女真字一一编号附列于译文之后。这仅是校者本人的理解,不知能否全部符合原作本意,仅供参考。     

金代教材建设

作为金代教育重要内容的教材建设,以往学界研究甚少,成果聊聊无几.事实上,金代教材建设承袭唐宋,虽无唐、宋发达,但也比较完善.既有传统的经史教材,也有文学教材、专科教材、儿童教材;既有汉文教材,也有女真文和契丹文教材.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教材体系成为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就金统治者完善教材体系所采取的措施、教材划分标准、教材种类、教材特点及与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甘肃出土金代文物略述

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王朝是十二、三世纪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大的政权。综观金代历史,女真族及金代的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以本民族化为主流并广泛吸收各族化,特别是辽化和汉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源化”和“金化”时期。金源化是公元11世纪女真本土的化形态,其实质更多地反映出女真旧俗。     

别样风情的女真金耳饰

金代的女真耳饰出土和收藏不算多见,但在素有金源内地之称的黑龙江地区的几处金代贵族墓葬中,都发现有金耳饰。金代耳饰以耳环多见,耳坠较少,在金代贵族墓葬中多成套出土,并分为男用耳饰和女用耳饰,其中差别虽不是很明显,但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的。     

金代兴学与教育发展

金代建国之初,文化教育较为落后。经过几位君王的努力和两次大规模的兴学,到金代中后期,探索出多民族国家发展教育的新途径,汉、女真两套学校教育系统建立并完备起来。金代的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颇具特色。其成功的经验得到了当时文人和后世学者的肯定。     

三江平原北部女真陶器的编年研究

分布在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遗存在东北亚中世纪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区域相关遗存年代或性质的判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本文通过对陶器的排序与编年,可将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遗存划分为自辽代到金代较晚时期的若干阶段,确认它们应属于同一谱系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从主要文化因素的来源分析,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遗存和分布在黑龙江沿岸的奈费尔德墓地等所代表的遗存具有比较直接的亲缘关系,因此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应当属于黑水靺鞨直接的后裔。     

金代金石学述要

金代的金石学虽然没有北宋那样繁盛,但是也涌现出了一批金石收藏家,不仅有汉族士大夫,也有女真权贵。金代对于前代的碑刻能够加以保护,并翻刻了一些名碑。金代还出现了以蔡珪为代表的杰出金石学家。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早期金石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金齐国王墓影金绣碧罗鞋的修复

1988年5月19日至22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抢救发掘了一座金代大型贵族夫妻合葬墓.据<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报告>中报道:"此墓保存完好,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出土了许多完整、精美的丝织品服饰,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中由于缺乏金代服饰文物而留下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