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     

日本新近发现梁启超书札考注

本文对日本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所藏的梁启超致山本宪信札计8通进行整理介绍。信札主要涉及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与大阪汉学家山本宪交往的内容,显示康梁等人抵日之初存有借助日本政府及民间力量改变国内政治状况的幻想,反映梁启超对汪康年等人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严重不满,记录了梁启超停留日本期间部分活动内容。作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史料,弥足珍贵。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严复法国大革命思想溯源

与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要基于日本学者的二手著作而形成的法国大革命观不同,严复的法国大革命观与斯宾塞、柏克、托克维尔、雨果等人密切相关,呈现出直接的地道的西方渊源,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是广泛和深入的,所关注的问题也颇有价值和意义,学理色彩浓重。     

浅析戊戌政变后日本援助中国维新派的原因

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朝野对中国维新派君臣开展了大力营救,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后继续为维新事业而奔走。日本援助中国维新志士不只出于对戊戌维新志士的钦佩与同情,日本积极倡导的亚洲门罗主义以及戊戌变法时期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是日本援助中国维新派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论梁启超的铁路利权思想

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中,梁启超较早地认识了开办铁路的重要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此间他先后发表了很多直接论述中国铁路的章,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鲜有论及,本认为梁启超铁路利权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不乏珍贵之处。     

值得重新体味的清民之际的"封建"观

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参考日译新名“封建”,初步形成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用以表述中国、日本、欧洲的相关历史时段,较成功地实现了古今“封建”义的承袭与转换、中西义的对接与涵化。由于尚未能做深入的学术论证,清民之际学人的封建观无力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退隐而去,但其包蕴的合理精义,值得我们重温。     

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评马场公彦著《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正>2014年5月,日本新曜社出版了马场公彦的《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①一书,该书对日本主要杂志涉及中国的报道、评述进行分析,同时就现代日本人中国观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该书研究视角独特,对理解现代日本人对中认知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思考如何改善中日两国之间缺乏认同的现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一《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是马场公彦继2010年出版《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②之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中,作者就以     

袁世凯为何不重用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堆里,梁启超的才能无人能及。24岁之时,就名满天下。袁世凯对他的才华敬佩有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2年之后,梁启超在袁世凯函电不断地催促下,回国就任法务次官。袁世凯在梁启超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给予梁启超空前的礼遇。给他住贤良寺,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给予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枝笔的梁启超这样的礼遇,对于善玩政治的袁世凯来讲,肯定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     

薛俊的日本观——以第一部日本研究的专著《日本考略》为中心

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薛俊的日本观则是明代日本观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本文以《日本考略》为中心,主要从日本人、寄语、朝贡等方面深入分析薛俊的日本观。他对日本的认识,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代表着浙江人日本观的较高水平。     

《新民丛报》与梁启超的“新”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他一生涉猎甚广,尤为突出的是他在报刊业和学术、思想文化方面。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编辑和发行人署名冯紫珊,实由梁启超负责。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于梁启超之手。《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     

梁启超的政治自期及悲剧

正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的思想日趋激进,言论明显倾向革命,并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密切交往。其师康有为持坚定保皇立场,对梁启超的激进很是不满,教导训诫梁启超的书信有数万言之多。于是,梁启超也开始有些担心革命的破坏性。革命,梁启超所欲也;改良,亦梁启超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在我们看来,对梁启超来说,选择革命还是改良,是一个很难回答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晚清维新派与日本志士精神

晚清知识分子歌吟赞颂的侠客,不仅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所描绘的人物,而且包括许多日本幕末维新志士,两者往往以同一精神面貌出现.日本志士的侠义形象源于黄遵宪的描绘,后被唐才常、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继承与吸收.这种精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而且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日本魂”塑造中国“国魂”的重要思想土壤.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一文写作时间考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谈到梁启超、康有为读《天演论》,学术界往往据此信来推论严复《天演论》的成书时间,推论康有为历史进化观的形成时间。因此,搞清楚此信的写作年代,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     

对日恩怨分明的梁启超父子

<正>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疯狂捕杀"新党",梁启超逃亡到日本。梁启超到日本后改取日本名字吉田晋,并很快学会了日语。这期间,他和日本政商两界人士交往密切,并博览群书,大量阅读日本学者译著的政治     

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由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 (东京みすず书房 ,1999年 )问世已两年有半 ,对原书有所补充修订的中文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1年 )出版也已逾一年。该书是自1993年开始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认识”为焦点的梁启超研究班四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关于这一成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由狭间直树教授和东京大学的佐藤慎一教授、东京都立大学的宫村治雄教授共同举行的《东アジアの近代と梁启超》座谈会记录 ,详细阐述了日本学术界…     

梁启超人才思想评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在高举维新大旗,积极宣扬和实践其变法主张的同时,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需要出发,看到了人才开发在救亡图存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他自己的人才观。但在为数众多的有关人才学说史和梁启超思想研究方面的论著中,梁启超的人才思想似被忽略了,本文旨在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一、欲振中国,在广人才考察人类文明史,人们不难发现,时运的兴衰与人才的多寡有密切关系。人才辈出,国势鼎盛,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每当更弦易张的历史转折关头,人才问题总是作为国家和社会重要的政治问题而被提出。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国弱民贫,倍受凌辱。许多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序 序一

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中文本,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本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都值得一读的。谁都知道,中国思想界在近代经历了空     

毛泽东与广播体操运动

近现代中国,“身体变革”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诉求。他们大都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而为了应对新中国初建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在毛泽东时代再次兴起了一场强健身体运动,即广播体操运动。毛泽东以“体”为基础的新民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毛泽东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的知识缺乏、智力低下、乃至精神沦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非常认同梁启超对中国陷入危亡的分析．并认为相较于最腐败的政府而言。最弱散的国民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提倡“新民”以复兴民族。他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即认为“新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毛泽东早期的新民观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     

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

日本倭五王时代形成了以倭五王为"天子",包括了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南部这一"天下"的"天下观"。与当时中国的"天下观"相比,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对当时日本列岛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