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之死

正在人们的记忆中,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位志士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殊不知"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位捐躯者不应被遗忘,虽说他遇害不在菜市口,遇害时间也比"六君子"晚了近两年,但他也是因那场变法而获罪,也是面对砍头毫无惧色,从容就义,成为因变法而殉难的第七位君子。这位值得后人称颂的维新志士,就是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     

鹿传霖未刊家书中所见戊戌前后时局

鹿传霖是目前学界了解较为不足的一位晚清重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一批鹿传霖家藏资料,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其中,史料价值较大的是鹿氏致次子滂理家书,上起光绪二十一年,下至光绪二十五年,尤以戊戌变法前后为多。由此可以得知在此期间的若干政情:与鹿传霖关系最为密切的重臣是李鸿藻与荣禄;康有为、张荫桓在鹿传霖眼中有如逆贼;有传言将两宫矛盾与英、俄"保护"中国相联系;在广东巡抚任上,鹿传霖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在对外交涉中意见不一而多有摩擦,导致鹿传霖主动求调。     

张荫桓与康有为关系论辨

戊戌春夏间,张荫桓最得光绪皇帝信任,不但与康有为往来甚密,而且向光绪密荐了康有为。康、梁与张荫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矢口否认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致使史籍中关于张荫桓和康有为关系的记载出现了很大的歧义。张荫桓以朝廷大员的身份鼓动光绪变法、安排康有为私见皇帝,并因此而获罪,不应被视为"康党"。     

康有为在墨西哥经营保皇党产惨遭“滑铁卢”

正对于康有为的研究,迄今为止,一般的研究者多着眼于他在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建树,特别是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提出的种种政治改良主张。但康有为对工商实业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在流亡海外期间更是身体力行,这些都是他毕生提倡的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研究对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期间的活动关注不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6年,足迹遍及四大洲、共31个国家,     

张元济:“永不叙用”叙大用

张元济,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慈禧太后革职,且是"永不叙用"。尽管后来他有多次复职从政并"升迁"的机会,但他弃之如敝屣,不吃"回头草"。为了开启民智,他先从事教育,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终成"商务"之魂,成为无出其右的出版界巨子。     

真情绵绵无绝期——记何亮清、何麟书父子与李端棻

<正>但凡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几乎都会记住李端棻的名字。这位民主先驱、"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在贵州、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乐章。特别是在经"戊戌变法"失败、流放新疆又回到贵州后,作为宣扬民主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影响并引导了一代热血青年,使之在波澜壮阔的"辛亥     

晚清爵士张荫桓的“独门功夫”

新年前,我到广州出差,顺便去了趟佛山。近代佛山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民间英雄黄飞鸿,一个是朝廷要员张荫桓。在晚清历史上,张荫桓的作用要比那个因为港片而家喻户晓的黄师傅更大也更神奇。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

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他对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从而使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运动进入政治层面,并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康有为偷书

<正>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改良立宪主张,决心保皇。晚年时,因复辟梦想不能实现,康有为不免萧条悲凉,转而沉溺于收藏书画古董。他漫游各地搜罗藏品,所到之处,书画古董屡遭窃获。当时报章上常披露他在什么地方偷走了一批书画或古董、在什么地方又捆走了一大包书的消息,一时其"偷书贼"之名,世人皆知。     

“文武分治”与戊戌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士"是"文武兼修"的一个团体。"文武分治"后,逐步形成了文人清谈政治、武官领兵不带兵,军政大权操于皇帝一手的局面。及至近代,经历了与外战争的惨痛失败,仁人志士开始变法图强以求救国。然而戊戌变法却未能像明治维新之于日本一样带给中国近代化的成功。其原因为何,众说纷纭。但假如历史上"文武"没有"分治","士"这个团体不曾消亡,那么戊戌变法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49万字,68元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往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进行辨伪识真,建立起戊戌变法史实叙事结构的"正面"。本书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的解读,尝试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构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叙述,并给今人提供观察这一段历史的新视角。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资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理清康、梁著述作伪的痕迹,也     

明治维新也是“从流血而成”的改革

正今年是中国戊戌变法120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后于明治维新30年的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意欲借言孔子托古改制,使光绪亲政推行的改革。无奈终因保守势力阻遏,"祖宗之法"难变,仅进行了百日而以流血告终。"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曾慷慨地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确实,被"戊戌变法"的推进者奉为楷模的明治维新,作为引起日     

梁启超与时务学堂

梁启超一八九七年十月至一八九八年三月担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期间的活动,较之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及其以后的活动来说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过去除了一些零星片断的记载外也无专文论述。笔者认为这是他戊戌变法之前寻找救国救民道     

岑春煊掌故拾零——读《乐斋漫笔》有感

《乐斋漫笔》日记是岑春煊一生戎马倥偬的生动缩影。本文首先通过选取辛亥以前有关岑春煊的一些掌故,围绕岑春煊发迹问题展开讨论。本文认为除了家世煊赫背景外,岑春煊的崛起也与自身胆识息息相关。他善于也敢于抓住不可多得的机遇,不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庚子事变",他总试图突破自我,实现抱负。然而岑春煊却又因何在"丁未政潮"中被贬黜呢?本文试图通过岑春煊与袁世凯的对比,从侧面给出恰当的解释。     

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解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物质救国"系统思想是基于宏观时势条件和其个人海外特定经历,这样两个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刺激而逐步形成。《物质救国论》是反映他这一思想的典型文本,在提炼和揭示其内容主旨的同时,兼而显示出其基本逻辑脉络,即通过中西比较感知双方弱强的巨大反差,进而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遂认定"物质救国"为所谓"神方大药"。而从康有为思想"自变"与社会相关思潮的悖合来实事求是地观照,则可对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正负双重意义在不同价值层面作出相应的分析和评说。     

论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晚清维新官僚在彪炳史册的戊戌变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关于维新官僚的评价与其贡献极不相称，我们认为这有悻于历史事实。在戊戌变法IO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文拟对维新官僚的代表人物——礼部尚书李端茶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试论述，以求方家指正。本文涉及的时空范围集中在戊戌变法期间。一、李瑞连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地位。在政治领域内，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至关重要，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戊戌变法中李瑞案的政治地位在整个维新派中举足轻重，但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变法前的李端案，于同治二年第进士，入翰林，授编…     

李端棻与梁启超

贵州人谈起梁启超,都津津乐道地说他是贵州的女婿,至于其他则不甚关心。实际上,李端棻和梁启超都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李端棻识拔梁启超是戊戌变法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只不过长期以来未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而已。     

梁启超为何蜕离“康门”

正虽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渐淡然,维新派健将"康梁"在此段的历史地位也显然不是主流。但尽管如此,戊戌变法之后二人仍然纠结于政坛,各自为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为中国的自立自强而奔走呼号。但之后,二者的关系也是由昔日的密切合作而走向了分裂,这段故事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

但凡提及袁世凯,多半带有贬义:投机政客、乱世权臣、复辟逆流、窃国奸贼,承认"二十一条"、破坏戊戌变法……然,这些解读就是完全的袁世凯吗?这个近代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反派,他对戊戌六君子的出卖是卖友求荣,主动告密,还是身不由己,被迫为之?请看清史大家戴逸先生如何在如山史料中抽丝剥茧,慧眼拨迷雾,还您一个袁世凯告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