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周作人

1917年4月1日,一个32岁的绍兴中学教师,竟然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起教鞭。不久,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便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作人。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地改造老旧的北京大学,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平等,行新政,用新人,开新课。蔡是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同乡前辈,民国元年他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就把鲁迅招入教育部门工作,现在又请周作人到北京大学来教希腊文学和古英文,都是他的知人善任。周作人幼年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但是他对正统的东西没有兴趣,喜欢涉猎传说传奇,笑话谣谚,风土民情,草木虫鱼…     

周作人是什么样的人？

读周作人的文章,深觉他可爱。带着维护和偏袒之情再来读这本传记,觉得他的可爱又近前了一步,是活生生的了。鲁迅是大哥,从儿时起,就雄赳赳气昂昂,冲锋陷阵义不容辞。周作人则完全是一副“顺从的好说话的二弟”的形象。他的混沌和温吞,保护了他的敦厚和吞仁慈,不比鲁迅总有作为长子的种种敏感和尖锐。     

一言难尽周作人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样是非混杂,毁誉参半。新文化运动时,他和其兄鲁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坚人物。后来他们兄弟失和成为陌路。日军侵占北平后,他竟然附逆,沦为文化汉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时,他又尽其所能地保护李大钊的儿女。他的谜样人生,没人能够说得清,道得明。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关于沦陷时期的周作人——由19年前的一段往事谈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文献研究室对《毛泽东著作选读》的部分注释进行了修订。上海有人借此机会提出,“中央对周作人的评价改变了,要为他平反了。”有些报刊也信以为真,断章取义,宣布毛选注释不再提及周作人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之事。影响更为恶劣的是沈鹏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公然说周作人不是汉奸,他站到前台出任伪职是共产党方面的意见。这样一来,曾经身着日本军装威风凛凛公开亮相的周作人摇身一变,俨然以共产党的地下尖兵现身了。这组所谓“周作人史料”不仅蒙骗了大陆的不少读…     

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儿童本位的局限

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既是周作人研究,又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他为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为儿童文学研究确立了研究范围;选定了研究角度,即教育的角度与民俗学的角度。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     

鲁迅与周作人的恩怨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是两个非常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烟花般逝去,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２０世纪思想、文化的中心点上。鲁迅（周树人）与周作人是排行老大、老二的亲兄弟,曾经相伴成长,同窗共砚,长大相携赴日,寻求真理,以后都能“辣手作文”,享有盛名。然而,中年反目,至死不相往来,更是成为２０世纪文坛的一大谜案。此后,各奔东西,日行渐远。同为“五四”时期的启蒙者,走出了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真可谓“才子兄弟,冤家手足”。 一、长兄如父弟相随 周作人是鲁…     

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

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罗志田关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文学革命主要人物之一的胡适晚年以为,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     

周作人的硬伤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时曾问鲁迅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说出是“周作人”。 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周作人的学识一度被多数人认为超过了鲁迅。 他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苦雨斋是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徐志摩、梁实秋等人梦想的圣地,他的散文《故乡的野菜》、《乌篷船》、《买墨小记》、《冷开水》则让无数中国文人包括梁实秋和余秋雨感叹无法望其项背。     

"吃苦茶":大师晚年好窘迫

前几年,有关周作人的争议说得已经够多了,得出的共识大概是:周作人一生是复杂的。早年与鲁迅一起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周氏兄弟各自在杂文、散文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后来,鲁迅成了"民族魂",周作人却因失节落水成了民族罪人。周作人晚年,以戴罪之身居住北京八道湾。他与海外的联系仅止于两人,一是帮助他出版《知堂回忆录》的曹聚仁,另一个就是这本书里与其信函交驰的鲍耀明。后来这两人均将知堂老人的书信编印出版。曹聚仁出版的是香港版《周曹通信集》,鲍耀明先是出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1972     

周作人的两个学生和弟子

一、周作人“四大弟子”中的沈启无《语丝》时期周作人“苦雨斋”的弟子,一向有“四大弟子”之说,即俞平伯、冯文炳（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不过周作人从来不承认这“世间的传说”,以为“此话绝对不确”,原因是他无意自立门派,其实是不想树大招风。而传说中的“四大弟子”也并非俱“弟子”出身,且四人亦流品     

徐玉诺与周作人的交往

徐玉诺与周作人的交往鲁汉论及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必提起周作人,而他与家居河南鲁山的＂五四＂诗人徐玉诺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周作人小品集《恬适人生》中,有《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一文。文中有＂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     

毛泽东:“读点鲁迅”

正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感兴趣,毛泽东还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里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还遗憾地说:     

“五四”时期新村主义新探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一度盛行的一种社会改良思潮。它的发源地是日本,其思想体系的创建者和实践活动的尝试者是武者小路实笃;它于1919年初由于周作人的撰文介绍而正式传入中国,并于随后的一两年间在知识界广为传播,还获得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国内一些涉及新村主义的论文和著作,都对周作人与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村的某些主张与思想,新村的性质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因此本文拟就新村主义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些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村主义在中国一度盛行的内在原因;中日两国间文化思想的交流与新村;新村主义在中国从迅速传播发展到很快消逝的原因以及对新村的评价等。     

周作人之“苦”

“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纵观他的一生,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土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一封信引发的文人争斗

提及性学家张竞生,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他“性学博士”的戏谑称谓,在那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张竞生成了一个文化异类,被人讥为“文妖”“淫虫”,饱受非议。而他在20世纪20年代与大文豪周作人的一场笔墨官司,更让后人唏嘘不已。     

周作人的神话研究

周作人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最早的奠基者和理论家之一,也是中国系统介绍国外神话理论的第一人。他一生对神话饶有兴趣,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西方主要神话理论流派,评点其优势与不足,并运用古典进化论、心理学等理论研究神话,提出了广义童话是神话之源等新颖而深刻的观点,并对神话的性质和内涵做了重新思考。梳理周作人的神话研究,不仅是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必要回顾,对当下的神话研究亦具有启发意义。     

浅析梁漱溟乡村组织思想

乡村合作组织是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提出的解决当时农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在其对乡村合作组织建设的设想和实践过程中,强烈地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关怀。其乡村组织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文化为本西洋文化为辅的思想、以农促工的经济思想、对传统乡约的发扬和改造以及合作组织和科学技术的相互推进等方面。他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的乡村组织建设中仍具有积极意义。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