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

五四前后中国新旧思潮交锋,北大学术论争是其表征,主要表现在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学术冲突;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皖人联手,将白话文运动的矛头指向桐城文法;桐城派大体上被赶出北大后,北大教授因新旧思想的不同及地缘身份的差异而重组学术阵营,遂导致陈独秀、胡适等皖人与江浙学人也有纷争。而政治压力下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以后的北大派系重组过程中思想策略运作密不可分。     

范文澜与毛泽东:学术的关联和风格的共鸣

范文澜与毛泽东有长达 3 0年的深厚的友谊 ,这对范文澜的学术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范文澜以研治中国历史作为毕生的学术取向 ,特别是把近代史研究作为治学之一个重点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治史指导思想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一贯自觉地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 ,积极地倡导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等项治学旨趣和特色 ,都是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对范文澜的史学研究一贯予以关注 ,并多次给予充分的肯定。范文澜的史著在观点、认识上与毛泽东息息相通 ,他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成功地运用了“夹叙夹议”的方法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指点江山评论千古 ,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因而他们成为学术上的知音。范文澜与毛泽东各自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 ,代表了 2 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 ,又同样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的特色 ,因而彼此在精神上保持着强烈的共鸣。     

胡适与李宗仁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与李宗仁均赫赫有名，一个在学术领域独领风骚，一个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都是领袖级的人物。两人的交往既有支持配合的一面，又有攻击矛盾的一面，反映出学术人物对政治的干预，政治人物对学术的向往，这其中既有互相利用，也有国家建设的需要。本试以时间为序，以胡适与李宗仁之间关系的变化为线索，力图通过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面貌以及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以期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做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而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早年范文澜的学术与思想新探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在转向拥抱唯物史观,并实际运用于其个人之学术研究之前,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本文试图从其早期著述,特别是大学授课讲义《诸子略义》一书着手,探讨范氏之学术转变与思想发端。范文澜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实为其前半生著述之枢纽。但是与此同时,其心灵由于外在现实政治的刺激,导致他深受无政府主义理想之影响,他的思想亦在急遽转向激进化的道路上前进。《诸子略义》与范文澜将近三十年后出版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相比,其中被重新阐述的孔子经过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历程,反映出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儒家文化遗产的态度。     

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考察

胡适承认其学术思想受益于梁启超。两人在《管子》、《老子》、孔子、《墨子》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则互有启发;其学术关系大致可概括为,胡适对梁启超最初推崇,后心存芥蒂,最终释然;总体上梁启超有长者风度,胡适则尽了后学之谊;他们的学术争鸣体现了健康的学术生态,值得提倡。     

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沈卫威地域性徽州学术的发生、发展、兴盛,依赖于其丰厚的文化基础,而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上的－－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的经济资助;精神上的－－＂新儒学＂和＂皖学＂的学术精神的启动。从学术上看,徽州学派集中体现了清学尚实、...     

唯物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铁器研究

<正>法国年鉴派宗师布罗代尔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学。"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进展,几乎均以理论、史观的变革为先导,关于中国历史上铁器制造和使用问题的研究即是一个典型例证。这一问题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一度备受关注,受到章太炎、胡适、郭沫若等众多学者重视。铁器研究的诞生和发展,与新理论的引进和援用息息相关。西方考古学的史前三期说将铁器问题带入近代学者的视线,直接启动了对古代铁器的研究。唯物史观的导入,使铁器研究由古器     

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观与方法论述评

胡适、傅斯年运用进化史观,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代学术加以研究和评判。胡适说,宋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清学与之一脉相承;朱子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思想家;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着积极意义。傅斯年推崇程朱理学的"道问学"及其科学性,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宋学,其学术立场与宋学实质上是相近的;朱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伟大贡献;宋代史学在史料考订与整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具有近代科学性,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他们着力发掘宋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构建的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理论缺陷;他们倡导的历史进化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客观认识他们学术方法论得失,对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与章太炎

胡适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章太炎是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整理“国故”,并率先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他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以佛教唯识宗为参照,运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评述,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的先驱。胡适则是在章太炎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创导人,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整理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后继者。他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以     

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

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学术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开风气之作,基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新学术典范,这是学界大致的共识。从今天的眼光看,胡适所为兼顾了继往开来的性质: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当时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无人能过之。不过,胡适最初是因提倡白话文而在社会上“暴得大名”,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在上层精英学术领域内已树立起自己的地位。他在其任教的北京大学取得为许多学人所认可的领先学术地位,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①。在这一方面,胡适并不如许…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胡适私人档案介绍

胡适是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一。生于1891年,安徽绩溪人。19岁赴美留学,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的高足。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以倡导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     

陈寅恪的“晚清情结”与他同胡适的关系

陈寅恪和胡适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甚大的一代宗师,但他们不仅在文化观念、治学方法和治学领域上颇不相同,而且在与政治当局的关系上也迥然有别。胡适始终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陈寅恪一向疏淡于政治,甚至不屑于与政治人物交往。即便如此,他们之间却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重。特别是始终坚守“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在蔡元培去世后居然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用心,有意力荐胡适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在1948年12月“出人意料”地随胡适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试析胡适的历史哲学观

新文化运动中因提出文学改良的纲领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在文学、哲学、史学、道德、教育、文化等诸多思想和学术领域,——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己任,做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工作。”史学和哲学,一直是胡适最感兴趣的学问,而且他更偏重于史学。他在学术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