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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黄素昭是外祖父黄齐生、外祖母王守瑜的独生女儿。1935年我四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母亲时年35岁,青年守寡,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家境清贫的婆家,心情自然十分痛苦。外祖父黄齐生深知我母亲的处境,便和我祖母商量,让母亲带着最大最小的两个儿子(即当时12岁的大哥李光绳和4岁的我),离开婆家,到外祖父母家生活。1937年秋,母亲毅然决定带大哥光绳和我随外祖父母奔赴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的熔炉。我母亲曾和比她长4岁的表兄、我的表舅王若飞一道,在达德学校读过书,受到过进步思想的熏陶,对延安乃是久已向往。当年四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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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远方我的家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在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边。我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生活。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又是小脚,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非常贫穷。我常常问母亲,我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她只是暗自垂泪。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陈昌浩当时参加了革命,是红军中的一个高级指挥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到处搜捕我们。当时在家乡实在危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和我,躲在武汉一个亲戚家。1937年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出现了,那一年我9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呆呆地看着他,觉得很陌生,没有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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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宣侠父和黄正清在二十年代相识、结交,成为革命的民族朋友。我们父女两代人和黄正清的深厚友情已在甘肃省尤其在甘南地区广为传说,成为藏汉团结的佳话。 从父亲的一张照片说起 1952年秋天,我在北京留苏预备班学习,一位亲戚寄来一张7月1日的《甘肃日报》,该报为纪念党的生日刊登了若干张照片,其中一幅是我父亲宣侠父的半身照片,并附有简短说明:兰州建党人之一宣侠父同志,1938年在西安被国民党暗杀。随后,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寄来几张原照的复制品,照片上有父亲的亲笔题跋:“空留一爪志鸿泥,二十八年梦已迷,此影是谁还是我,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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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郭碧玉,台湾省台中市人.母亲家中兄弟姐妹16人,她排行第五,有一个舅舅排行十四.早年,母亲家中贫寒,她很小就出外做工,协助父母抚养弟妹.我母亲的勤劳与善良,在这个舅舅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父亲是浙江人.1948年我舅舅9岁时,我父亲患病,在浙江省镇海县老家治病,我母亲携带襁褓中的我从台湾到浙江探望.那料,我父亲不久就病故,而我和母亲又因众所周知的情况,回不了台湾.我母亲与舅舅断了联系,一晃就是40年.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准予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次日,我舅舅立刻到有关部门办理赴大陆探亲的手续,他是台中市第一个申请者.他因担心一时难以找到我们,便设法加签到6个月的探亲期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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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浙江省文史馆编纂的《古今谈》杂志刊载的两篇文章:《陈仪在浙江的三次任职》、《陈仪之死》,心里有很多感触。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任命其亲信,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李铭本为省政府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而我父亲葛一训当时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直接在李铭本指导下工作。李铭本的父亲与我祖父是很亲密的朋友,因此李铭本和我父亲葛一训也成为世交和知己。当时李铭本和我父亲都亲密地以兄弟相称,李铭本是大哥,父亲是小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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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这个日子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中!这个日子,让母亲悲伤,也让我深感痛惜;这个日子,还让我从心底感到自豪,给我自信。去年11月27日,我接来80多岁的母亲,我们对着桌上的遗像,用我们老百姓的方式进行祭奠。相片上的人,年青而英俊,在烛光的映照下,微笑着。母亲凝视着照片,泪水从苍老的脸上慢慢流下来。那是她最亲的人,是她朝思暮想在一起,而实际生活还不满3年的父亲,我的外祖父——黎又霖。那是上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外祖父和许多胸怀大志的青年一样,求学求生,进而谋求民族、国家的自强之路,谋求天下人的好日子。外祖父的求学之路从家乡…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