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花园口决堤对皖北黄泛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1938年6月7日、9日,南京国民政府妄图"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方向奔流,留下了长400多公里,宽30-80公里的黄泛区,长达9年的黄泛灾害,给皖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害,致使皖北地区耕地淹没、泥沙淤积严重,河道淤塞、水利设施破坏,皖北黄泛区灾害频发、农业损失惨重,人口伤亡、人居环境破坏。皖北黄泛区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其负面影响是极其严重的,留下的苦果靠泛区几代人的努力,才逐渐有所改观。     

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

1938 年6月9 日,为阻止日军西进,中国第一战区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当前学界一般认为,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有如下意义:一、阻止日军西进;二、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三、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四、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文章依据史料反驳了以上观点,认为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     

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治黄纳入战时运行轨道,专司黄河兴利防患事务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隶属行政院经济部的同时,亦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指挥监督,形成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繁复运作模式。在此治理模式下,泛区治黄工程的运作步履维艰、漏洞百出,呈现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相互分离,各方掣肘、推诿的混乱局面,反映出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在职能设计、价值取向和行政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福利政策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急救难童,重视难童的教养工作。尽管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其制定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的儿童福利政策,还是初步显现了现代儿童福利观念的某些特征。应该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难童救济与教养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抗战时期西部农垦事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注重西部垦务：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等垦荒政策和法令,成立垦务总局负责农垦事业,计划在西部的陕西、四川、广西诸省施行大规模垦殖。西部各省区也根据时局所需,制定了相应的农垦政策和措施。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西部农垦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以国营、省营、民营、屯垦四种形式次第展开,起到了救济难民、稳定社会、增加后方粮食供应、促进西部开发的积极作用。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总数约有 5 0 0万人 ,其迁移情况极为复杂。其中 2 0 0余万人迁至省外 ,主要分布于闽、赣、皖、沪和华中、西南各省。大部分移民是在省内迁移。战时浙省移民迁移持续时间较短 ,最终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由于种种原因 ,战争期间即有部分移民回迁。战争结束后 ,绝大部分移民均回迁原住地。难民迁移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动力来自经济和政治因素 ,尤其是经济因素     

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的特征与影响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迁移数量在全国迁移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但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 ;人口迁移主要发生在战役前后 ,随战局发展而波动 ;迁移人口的流向和地域分布非常广泛 ;迁移以中青年为主 ,囊括社会各个职业。人口迁移不但对浙江省的抗战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且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同时也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的开发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但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殷鉴不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腐败惩治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大力倡导下,为“抗战”、“建国”及国民党的自身形象与统治地位,国民政府着力惩治腐败、整肃纲纪。但由于其官僚机构恶习成风,积重难返,惩治腐败的努力与举措不免付诸东流,且陷于“越反越腐败”的怪圈之中。这一特定历史,为我们今天反腐败斗争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优抚评析——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军事优抚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在军事优抚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成绩,不仅成立了专门的优抚行政机构,制定了系统化的优抚法规条例及实施细则,还动员社会各阶层赞助优抚支持长期抗战,使军队旧有优抚的落后面貌得到改观.在激励军队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大后方战时兵役的开展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当时的军队优抚在根上未脱旧有优抚模式的窠臼.     

试谈抗战时期西北手工纺织业的发展

作为西北民众生活中的一种副业,西北手工纺织业在抗战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毛纺织和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清晰可见。此现象在西北各个省份都有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北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其在抗战中的贡献。     

抗战时期广西境内难民的安置及其由此所付出的代价

抗战时期广西境内的难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其数量应将战时广西增加的人口与死亡、失踪的人口结合起来进行判断.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安置和救济难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稳定了大后方,支持了民族的抗日斗争.但是由于缺乏紧急救济的社会机制,难民的安置及救济工作主要由政府来承担,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另外,由于当时的工作立足点是救急而不是为了实现生产性安置,难民的处境始终非常艰难,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参与的神圣抗战,诚如蒋介石在抗战开始时庐山讲话中所说,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抗战八年,举国上下,众多青年学子投笔从戎,积极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另外一部分人则坚持办学,以另一种方式支援抗战。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大学等著名院校的前身,位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探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经济金融的需要,实行由财政部、四联总处、中央银行等多家机构先后共同参与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对战时状态下的银行发展与经营安全进行了大规模的设计与监理,对我国战时金融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战争局势与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它们的监理对象、监理力度和监理目标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事权未能统一,矛盾十分突出,致使监理实效不足,对我国战时金融市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引发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抗战时期林森倡导的国民精神

林森,民国21-32年（1932-1943年）任国民政府主席,一生追随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矢志不渝。毛泽东曾以“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予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抗战时期．他躬身践行并竭力倡导以天下为已任的国民精神,深受后人赞扬。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回忆

<正>1937年底,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此后不到一年时间,1938年10月,日寇又攻占广州、武汉。桂林成为沟通重庆、香港和沦陷区的枢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