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

在雅典,狄奥尼索斯崇拜等宗教活动与城邦政治彼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狄奥尼索斯崇拜具有消融社会等级界限、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性的功能,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弱化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对塑造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梭伦改革前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大量地出现在瓶画等艺术作品上。庇西忒拉图时期,建立了城邦共同庆祝的城市酒神节。克里斯提尼改革时,酒神颂歌比赛成为融合各部落团结的重要手段。而在雅典民主政体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城邦对狄奥尼索斯崇拜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的管理,城市酒神节成为表达城邦意识的主要场合。     

雅典执政官任用程序的历史考察

执政官曾是雅典权重一时的官员,但是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它的任用程序几次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贵族议会直接任命最终发展为民主式的抽签选举,在此过程中,其政治影响和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城邦最高官员沦落为普通公民都可担任的职务.整个过程实际体现了雅典由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逐渐过渡,因此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缩影.     

公民教育需要实践

我认为公民教育不仅是个理念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雅典的城邦制度堪称模范。当时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有创意的政治家梭伦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基础上,经过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里的努力,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雅典建立了以直接民主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从而进入了公民社会。因为理性有趋向真理的本能,所以公民社会相信公民的理性。     

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比较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常提出如何对比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这个问题,今就其主要之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城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不相同。无疑,民主政治对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公民智力的发展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高度评价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说:“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其人口比例而言     

试论雅典的外邦人

雅典的外邦人(Metics)是研究雅典城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外邦人既有别于雅典公民和奴隶,亦不同于一般的外来者。与公民相比,外邦人在雅典的司法实践中被严格地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并不具有任何特权;而与奴隶相比,外邦人在经济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弥补了其政治权利上的缺失。外邦人这一独特的身份,揭示出雅典城邦具有开放与排外的双重属性。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试论雅典公民法庭的发展与演变

陪审法庭是古典时代雅典城邦重要的司法机构,曾在其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陪审法庭的前身,梭伦创设的上诉法庭是民主政体萌芽阶段的革新产物,它打破了贵族集团对司法权力的垄断,为司法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以城邦公民为参与和决策主体的司法权力机构,上诉法庭和陪审法庭虽可统称为公民法庭,但二者在民主政体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梭伦与雅典国葬典礼制度的发端

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国葬典礼制度始于何时,古典作家各有不同记载,一说在梭伦时代,一说在希波战争时期。目前的证据倾向于梭伦时代,一是它符合梭伦的政治倾向,一是于史有据,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记载均指向此时。相关的铭文记载,大约也可追溯到梭伦时代。修昔底德对国葬典礼制度的记载相对详尽:在克拉麦伊科斯举行葬礼,并由将军发表赞颂性演说,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很可能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掌握了海上霸权,才逐渐完善起来。     

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社会阶层,外邦人(Metics)是解读雅典城邦社会形态的重要载体.古典时代,雅典的开放和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外邦人.由于雅典公民的重农轻商意识和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外邦人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与政治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工商业与文化领域外邦人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雅典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作用.     

20世纪中后期国外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古典学界,主要是欧美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始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雅典法律诉讼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为国内外同仁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关于梭伦立法日期的新说法

历史上著名的梭伦立法的日期,史家们的传统说法是,在公元前五九四——五九三年,即梭伦担任希腊国家的执政官期间。其依据是,梭伦在担任第十三届执政官的这一年颁布施行了雅典的解负令。但是,近几十年来,有些史学家对梭伦立法的日期提出了质疑。去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拉斐尔·西利(Raphael Sealey),在西德《历     

城邦制度下希腊妇女地位探析

<正>要开展希腊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需要从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来重点分析。虽然它们同为希腊城邦,但受地缘政治,文化遗产的影响,两个城邦的妇女生活和地位有显著差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雅典妇女的地位和未成年人相当,属于被统治者,被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只能间接属于城市。他们不被允许参加公民大会,享有的政治权利必须通过保护人才可以获得,保护人通常是由他们的父亲,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他们生活在保护     

试论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陪审法庭变革

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从单一的法庭转变成多个陪审法庭;从职能上看,陪审法庭新增了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账目审计等职权;从性质上看,陪审法庭不仅仅是接受上诉案件的终审法庭,还是一审的法庭;另外,陪审津贴的颁行给每一个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法庭的这些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人口增长和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结果。     

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简述

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率先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①,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对希腊古代城邦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②,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则较少.③.     

公民宗教与城邦政权——雅典城邦的宗教管理

本文通过对雅典城邦中神务人员与宗教律法的梳理,通过对雅典城邦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宗教自由与压抑的讨论发现,雅典城邦政权对宗教的管理是城邦政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宗教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表明了城邦政权对公民宗教的尊重、对大众利益的服从。城邦政权与宗教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彼此支撑的关系。     

《雅典胞族法令》译注

在古代雅典,胞族是兼具血缘和地缘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是维系氏族、德莫和部落、保证雅典城邦运转的宗教纽带。在政治和宗教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雅典社会,胞族成员资格无疑是雅典人获得公民权的必要条件,而参加胞族节庆及祭仪等宗教活动,亦是雅典人对其公民身份的自我建构过程。《雅典胞族法令》系一篇关于胞族如何确认其成员资格的石刻铭文,对德凯莱亚地区男童和男丁的审查入籍做出了相关规定。该篇法令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     

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

古典时代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影响力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论题。自芬利古代经济模式确立以来,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影响力一直被低估乃至忽视。基于对古典时代法庭诉讼辞和人物志的梳理,通过对安德罗克勒斯家族、德谟斯梯尼家族、阿古尔里奥斯等的考察,可以认为,公元前4世纪一部分雅典公民通过投资或经营海上贸易,建立了广泛的邦际人脉关系,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理财、管理经验。利用上述优势,他们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既富经济理性又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