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其中的史部书籍提要不仅对历史文献的考异纠谬具有重大价值,而且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着非常鲜明的史学批评标准和原则,为乾嘉史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增添了极其厚重的内容。     

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的产生虽然要晚于史学的产生,但是,几乎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萌芽。古典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史学批评的内容,在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诸多方面大体一致,难分伯仲。总的说来,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不如中国,然而在史学审美方面却比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更系统化、理论化。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古典时期中西史学的地位所决定的     

《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在考得失、评异同中体现出作者的批评眼光。在“史部”典籍的提要中 ,《总目》通过区分类聚、考察源流、比较异同等途径 ,评品史籍 ,显示其史学批评的方法和特点。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趋势

正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学自身的各种商榷、品评、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技艺、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从先秦时期关于史学的零星评论到东汉班彪集中评论前史,再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朝刘知幾《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一条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史学批评的历史虽然古老而漫长,但史学批评史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逐渐兴起的年轻的分支学科。对于一门学科研究史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回望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研究上的启示。     

刘勰的“素心”与“素臣”说辨析

南朝齐梁人刘勰所著《文心雕龙》的《史传》,为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的史学理论文字。《史传》所论“素心”之说,论及史家的思想修养,很有见地,但有的版本将“素心”作“素臣”,故没能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深论之文也不多见。兹对“素心”与“素臣”作出分辨,并分析其在中国史学     

“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

正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页),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著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两朝平攘录

明诸葛元声撰、高浚校,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刻本。有《明史·艺文志》本、《千倾堂书目》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又一刻本增加嘉靖朝的《倭寇》,故改名为《三朝平攘录》。凡书5卷,记叙明隆庆、万历两朝有关国内民族和对外关系五件军务要事,每事一卷。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张尔田作为民国初期"传统派"史家代表之一,与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派存在着分歧,在本中,张尔田主要从考据学与疑古思潮这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游离于史学发展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的弊端与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幽灵批评“孤儿定律”视角下的爱伦·坡——洞察《黑猫》中的恐怖主题

介绍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幽灵批评中的“孤儿定律”,阐述“孤儿定律”在美国作家爱伦·坡短篇小说《黑猫》中恐怖主题的具体体现,进而从全新的视角洞察坡的作品。     

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四库书目家族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统计,共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因而被誉为传统文化之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而它的副产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我国现存最大的解题书目,则又标志着清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二百多年来,许多学者围绕着《四库全书》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有的探讨其板本,有的订正其讹误,有的述其征集与纂修,由此产生了数以百计的专著或工具书,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问——四库学 迄今而止,四库书目数以百计,俨然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书目家族。从应用目录学角度看,这个家族可分为“四库修纂前目录”（如征书目录等）,“四库修纂中目录”（如《总目提要》及各种禁书目录等）,“四库修纂后目录”（如各种续补目录）,及“专门目录”（如板本目录）。它们各司所职,从不同角度记载了我国文化概貌和修纂《四库全书》的历史,而决非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能全部包容。此治目录学者不可不知。下面谨就所闻,分别介绍四库书目家族如下:①征书目录 ②永乐大典辑出书目 ③提要目录 ④书名目录（无提要）⑤禁书目录 ⑥荟要目录 ⑦板本目录 ⑧续补目录     

论“历史的碎化”

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从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的现实中,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处身于“历史学爆炸的时代”,于是,就从“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念出发,用“历史的碎化”来概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现状,并就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评介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现状时,对于“历史的碎化”现象同样表示关注,尤其“整体地把握客观历史”的观念在中国史学界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对此现象更是高度警觉,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无问西东:浅谈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

正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编写的《史学思想史》视作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近代西方史学史著作,并将其与30年代朱谦之在暨南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这两件事情看作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起步时期,那么,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由耿淡如、郭圣铭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以介绍西方史家的著作、引进西方的史学理     

广州革命政府时期民众生活的新元素——从1923到1926年《广州民国日报》广告来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广告”一词源于拉丁文“Adverture”,其意是指“吸引人注意的”。“广告”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刊行的《政治官报章程》。     

评班彪的《前史略论》

班彪的《前史略论》是一篇最早的史学史论文,论及中国史上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略古详今,抓住有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即司马迁与《史记》)作重点分析研究;着重于史家的思想倾向,并注意史家的撰史才能,肯定司马迁叙事行文准确、生动,可称“良史之才”。此论上承扬雄、下启班氏父子,标帜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