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线路的研究与保护

2008年,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CIIC)经过多方咨询拟就《文化线路宪章》,并提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 6届大会批准。该《宪章》明确了文化线路的概念、真实性、完整性,并对文化线路的研究、认定、保护和管理、可持续利用以及国际合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我国的文化线路,无论是已经列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和丝绸之路,还是蜀道、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多元文化交流的价值远远大于道路本身的功能性价值,这个特点是我国文化线路研究的重点。我们要在文化线路遗产的研究保护上下功夫,注意提高资源调查水平,同时加强国际交流,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梓潼县蜀道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探讨

随着经济的发展,线路文化保护与申遗成为中国文物保护的又一重要主张,继丝绸之路和京杭大运河于2005年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备选目录之后,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的呼声日益强烈。本文分析了梓潼县旅游产品开发现状,最后总结出梓潼县旅游产品开发中存在的不足,再结合梓潼县的蜀道文化旅游资源提出了梓潼县蜀道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一些具体思路和方法。     

古代蜀道的“关”

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已经可以看到道路和关隘的显示,足见关隘对于交通路线的关系,很久以前就受到重视。古代蜀道的"关"是当时交通规划和交通建设的重要内容。交通控制和交通管理也因此得以强化。蜀道文化线路保护和申遗工作应当以对蜀道文化遗存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为基础,蜀道的"关"的历史存在和文化意义,自然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对于蜀道的"关"的研究、复原和开发,也会有益于现今相关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     

让保护管理与国际接轨

<正>"保护与管理"是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三大支柱之一,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类型的超大型跨国系列遗产,保护管理的体系复杂、需求和措施多样,中、哈、吉三国各级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专业团队、相关管理部门及民众,在申遗过程中有序协调、紧密合作、共同努力,接轨世界遗产要求,围绕丝绸之路遗产的"线路整体"和"系列"特征,     

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探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旅游管理的挑战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17个大目标,其中有3大目标与世界遗产保护和可持续旅游发展紧密联系。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申遗城市正积极筹备申报世界遗产。在申遗过程中贯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8、11和12,实现保护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和发展可持续旅游需做到四点:1)阐明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并明确其要素,以推动可持续旅游的发展;2)应对城市和工业化发展压力;3)将申遗沿线上的旅游景点与其他区域进行明显区分;4)明确申遗沿线的监测工作。     

文化线路:理论演进、内容体系与研究意义

文化线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理念和新方法,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世界遗产专家的努力下,文化线路理论经过9次研讨会的补充、完善形成了概念清晰、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历次会议内容体现了文化线路理论发展演变的特点。分析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6届大会形成的《2008文化线路宪章》内容后,本文从理论层面深度解析文化线路思想,并指出文化线路对我国遗产保护体系重构、多元文化保护、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和加强世界、民族的交流与联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探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

通过将海上丝绸之路按照《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进行解读,分析了文化线路这一特殊文化遗产类型的价值构成。探讨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利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有关定义和共识,来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水平。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

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从历史地区环境“完整性”出发

遗产运河具有文化线路的典型特征,既囊括了种类繁多的遗产类型,同时具有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价值相加的特征。运河遗产在申遗的过程中尽管是以遗产点、段的方式申报,但是鉴于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遗产特征,其"统一体"和"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的遗产特征便不得不强调从"整体性"方面来认识其保护方法。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要以整体性保护思路为指向,在强调运河遗产历史层积"原真性"和历史地区环境"完整性"前提下,使遗产保护行为能应对当代变化,并实施"活态保护"。     

茶马古道作为文化线路的特征浅析

近年来随着世界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线路遗产的备受关注,以及我国大运河申遗、长城和丝绸之路这些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使茶马古道的研究与保护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本文对茶马古道从关联背景、跨文化的整体意义、动态性特征三个体现文化线路整体方面的特征进行了系统阐述,对于茶马古道的保护、规划、申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历史负责,对民众尽责 谈海丝保护应有的态度

正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保护及其申遗工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很早就开始关注。2014年国家文物局召开海丝申遗相关会议,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有针对性的去了解与海丝相关的陆上建筑的保护状况。2015年我们开展了"海上丝绸之路陆地建筑调查"的课题研究工作,对海丝线路上的陆地建筑和遗址进行了一次摸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随着申遗价值研究的深入,我们当时所列的     

蜀道遗产初论——年代、路线和遗产类型

蜀道是连接古代中国关中腹地与西南区域中心的国家官道,因其穿越了秦岭和巴山山地而素有艰险难行之名。蜀道的年代范围是战国至民国,经历了2个发展时期和5个发展阶段。在蜀道的北四道和南三道中,只有西安-宝鸡-凤州-褒城/略阳-广元-剑阁/阆中-广汉-成都的连云栈接金牛道完整延续了2个发展时期,始终是蜀道的主要干线。蜀道的保护、管理和"申遗"的对象应该首先考虑这条主干道的线状遗产和沿线的点状遗产。     

考古发掘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以明孝陵为例

科学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助于揭示遗产对象的真实面貌、历史细节、年代特征、独特内涵和演变过程,进而提炼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助力申遗行动,也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及其可持续发展。明孝陵这一案例说明了考古发掘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及其保护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申遗成功后,考古发掘及遗产研究、遗产教育等工作仍需继续加强。     

卷首语

正中国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土司遗址"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今年九月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现场评估工作顺利完成。为此,本期特别推出"土司遗址申遗专辑",全方位解读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贵州海龙屯等三处土司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为什么是它们能成为中国遗留的众多土司遗址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所应具有的突出而普遍价值有明确的规定。《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     

剑门蜀道的保护模式审视

剑门蜀道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境内,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处典型的文化线路类型遗产。鉴于剑门蜀道文化线路遗存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内容丰富多样,对它的研究与保护对于我国文化线路类型的遗产具有较高的借鉴作用。     

丝路申遗规划设计中的三个关键问题

<正>每个世界遗产申报项目都会涉及"申遗文本"和"规划设计"两部分工作,前者的重点在于价值标准的归纳和突出普遍价值(OUV)的提炼,后者的重点则在于就遗产价值的保护、管理、展示和利用开展具体的策划。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又有各自的目标,在遗产申报过程中基本属于并行推进状态。丝路申遗实践中的"规划设计"工作有三个关键问题——利益相关者协调、遗产价值的展示和工程的     

大运河的文化积淀及其在新世纪的命运——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大运河是中国惟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型的人工水系,2008年大运河申遗联盟的成立正式启动了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东南大学制定了大运河遗产一阶段保护规划要求,组建了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申遗专家委员会,2012年9月,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在扬州讨论和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定,2013年大运河申遗的文本将提交世界遗产组织。国家文物局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大运河申遗与保护的关系,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将之传承后代是这一运动的基本宗旨。申遗过程也像是一场对中国学术界和行政机构的国际考试。     

从祠堂群到江南水乡古镇——无锡惠山古镇申遗策略探讨

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对遗产申报数量的大幅消减和年度申报总量的严格控制,未来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将变得更加严峻,竞争会更加激烈。申报难度的提升意味着需要更加合理的整合预备名单遗产资源,采取更加有效的申遗策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无锡惠山古镇与江南水乡古镇在地理位置、格局布置、建筑风貌、文化特征等方面存在很多共同之处,将其作为系列遗产联合进行申遗有助于申遗的成功。但申遗策略的调整意味着要对江南水乡古镇项目的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遗产构成要素、遗产区划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