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方志与族群认同的关系

文章从6个方面谈了地方志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构成族群的基本要素蕴涵在地方志内容中;族群认同是包括对地方志所蕴涵的特定文化的认同;地方志蕴涵的内容是相应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征;对族群的认同与地方志寻求根脉的文化心理是一致的;地方志对族群迁徙、交往和融合的意义;地方志工作要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日本政府推进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为改变信息化相对落后的状态,在新世纪初制定《IT基本战略》,决定实施IT立国战略,2005年把日本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为此,日本政府以制定《IT基本法》、实施IT立国战略为中心,通过e-Japan战略、IT新改革战略、IT新改革战略政策纲要和e-Japan重点计划等,积极采取了推进信息化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又提出《u-Japan构想》,争取在2010年建设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以消除数字鸿沟,使地方也能够充分利用IT基础设施,有信息均等和机会均等的公平上网环境,以建设充满活力的地方,实现城市和地方的协调发展。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不承认主义"政策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首次使用

中国史学界对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的介绍往往是与“史汀生主义”相提并论的,而事实上“不承认主义”并不等于“史汀生主义”,它的使用范围远远超过了“史汀生主义”的使用范围。更为重要的是,1932年“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并非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华使用“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早在1915年,美国就在对华问题上使用过“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了。     

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中对华人问题的考虑(1965-1997年)

1965年至1997年是苏哈托真正控制印尼的32年,其间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起起落落.双边关系的冷热都折射出各自内部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来说,对印尼华人问题的考虑可分为三个阶段,包括改革开放前的冒进与偏激(1965-1979年);推动复交前的平和与务实(1980-1990年)以及复交后的淡化与消退(1990-1997年).对印尼华人问题的考虑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经过阶段性的改变和调整,直至脱钩,既是为赢得印尼的信任,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福利政策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急救难童,重视难童的教养工作。尽管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其制定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的儿童福利政策,还是初步显现了现代儿童福利观念的某些特征。应该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难童救济与教养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政府的财政政策

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筹措资金。为达到此目的,南部邦联政府采取了征税和发行国库券与债券等措施。由于通过征税获得的财政收入微乎其微,南部邦联政府的财政资金便主要依靠发行国库券和债券。此举固然使得南部邦联政府短期获得一部分可支配资金,但由于南部邦联没有坚实雄厚的财政基础,又得不到外来有力的资金援助和支持,因此南部邦联财政政策并未实现既定目标,反而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加剧了南部邦联的民心涣散,最终加速了南部邦联的失败。     

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犹太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苏联建立后,列宁的民族平等理论更是给了犹太人以极大的鼓舞。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的影响,苏联犹太人并没有完全享受平等,歧视与迫害时有发生。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苏联政府的对犹政策和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无论是对境内犹太人还是苏联社会都产生了连锁反应。     

Making Racial Change, Managing Radical Change: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U.S. Foreign Policy, and Race Relations on the World Stage

Books reviewed:
James H. Meriwether. Proudly We Can Be Africans: Black Americans and Africa , 1935 – 1961.
Thomas Borstlemann.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or Line: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the 14th Dalai

Afterthedefeatofthearmedrebellionin1959th614thDalaiLameafledfledTibetandhasstucktothepositionofopposingandsplittingthemotherlandInrecentyears,undertheinstigationofcertainforeignforcesm,heassessedthesituationwronglyandsteppeduphisactstosplitupthemotherland…     

南非种族政策取向的重大调整--评沃斯特政府的统治及其政策调整

南非的沃斯特政府在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之下,为应付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维护白人统治和推进现代化进程,在坚持种族主义统治的前提下,以较为切合实际和讲求灵活性的方式,对南非种族政策的取向作出重大调整,对内着手逐渐放松“次种族隔离”的某些方面;对外则奉行“向外看政策”,其意义不仅旨在暂时缓和种族矛盾和改变南非的孤立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南非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环节———南非民主改革开了先河,作了有意义的尝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可以说是南非民主改革的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