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

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朝鲜与中国联系悠久,也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宋元以后．儒家思想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由于朝鲜王朝时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化联系更为密切．使程朱理学同样在朝鲜得到广泛传播,并对朝鲜王朝的政治建设发生了重要作用,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政治建设的影响。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的编纂与中国实录传统的影响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是朝鲜王朝前期纂修的一部实录,凡163卷,其纂修经文宗和端宗两朝,历时两年。《世宗实录》的编纂与朝鲜王朝初期文武两班大臣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癸酉靖难"中,武臣总裁金宗瑞等被杀,最终由文臣郑麟趾总裁完成。在体裁上,它承袭了中国古代实录"编年附传"的特点;在体例上,却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世宗实录》中所附"四志"乃最重要的变化和体现。透过《世宗实录》的研究,可以深入认识《朝鲜王朝实录》对于中国古代实录编纂特点的继承与改变,进而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史学对朝鲜史学的影响。     

15至19世纪图们江流域的生态移民与区域贸易

15世纪初,朝鲜王朝动用国家力量将边界拓展至图们江南岸,他们在招抚周边女真部落的同时大规模向该地区移民。然而,在此过程中由于耗费过重,朝鲜的国力不敷应对,并逐渐失去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下,朝鲜边民不得不跨越国界,成为生态移民,并在经济上依附于崛起后的建州女真。清朝建立后,由于女真部落迁离图们江北岸,失去了贸易伙伴的朝鲜边民在跨界活动中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古朝鲜”的伦理考察

公元前1046年—前108年,朝鲜半岛上前后相继,存在着两个以"朝鲜"为号的政治实体,前者的王族是殷人箕子及其后代,称为箕氏朝鲜;后者的王族是汉人卫满及其后代,称为卫氏朝鲜。相对于半岛而言,朝鲜的建立者属于东迁的幽燕之人;政权建立后,与古代中原王朝是明确的"侯国"或"外臣"关系,在政治伦理中属于治内之地;朝鲜灭亡之后,其故地长期由自汉至唐的中原王朝直接管理,自7世纪末,新罗、高丽、李氏朝鲜次第建立,并持续北拓,逐渐领有古朝鲜故地。对"古朝鲜"进行深层考察有助于明辨被混淆的古今。     

图像中的现实与想象——朝鲜时代燕行之路的时空表达与视觉呈现

本文通过对朝鲜时代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朝贡和使行的基本制度的考察,明确了"定期使行"与"临时使行"的具体时间安排、人员构成、使行礼制,以及由于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外交关系的不同,在不同时期如何形成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不同的使行路线。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保留至今的使行图、燕行图、朝天图、契会图等以册页、屏风、卷轴画等形式留存下来的视觉图像,讨论朝鲜时代的朝贡与使行是如何被视觉化,而且如何通过图像的形式在这一时期的明清与朝鲜关系中发挥作用的。     

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

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李善洪天启元年,明将毛文龙东渡朝鲜抗（后）金,后驻临朝鲜椴岛（又称皮岛,号东江镇）。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明督师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于双岛。其间毛文龙的活动主要在朝鲜,与朝鲜关系复杂．朝鲜史料对此有很多最直接的记载。《朝鲜王朝实录...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两件朝鲜王朝文物赏析

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贸易及文化方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东亚文明。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的李氏朝鲜时期炒茶青铜铲反映了朝鲜王朝时期炒青散茶技术的情况,常平通宝形制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通宝形制有着密切联系,币制的稳定与对日铜矿贸易有关。两件文物是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文化及贸易领域交流的重要见证。     

宋代奉使高丽考

宋代奉使高丽考祁庆富中国和朝鲜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间的交往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公元９１８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于９３５年灭新罗,统一朝鲜。其后２４年,即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有宋一代,由于中国北方辽、金政权的阻隔,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陆路交...     

建州女真董山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述论

作为明朝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董山部,一度居住于朝鲜境内的会宁地区。以世宗为首的朝鲜王朝为了开疆辟土,极力挽留董山部居于朝鲜境土,但董山率部冲破朝鲜重重阻挠迁回了明朝境内。此后,以世祖为首的朝鲜王朝,又通过授予官职、赏赐物品等方式,与建州部私下交通,予以绥抚。为了维护领土统一与边疆安定,防止朝鲜北进拓边,明政权对朝鲜王朝与董山部的交往进行了干涉,这就构成了彼时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

东亚"朝贡体系"之中,明朝对藩属国颁历授时,是其履行宗主国权力的重要体现。明朝对高丽/朝鲜的颁历关系,始自洪武初年,到永乐初年才形成定制。朝鲜使者每年岁末兼行奉咨请历,明廷赐给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由使者赍回。若不及领取,明朝也会遣使颁历。朝鲜王朝在遵奉明朝正朔的同时,国内自印小历敷用,存在二历并行的局面。有时,所造之历甚至流传回中国。朝鲜王朝谨防此违制之举被发现,常审慎对待明使。明廷颁降之《大统历》在朝鲜王朝具有权威地位,李氏君臣常据之考校本国历日正误,据之择吉行事,还据之修订本国历注。入清以后,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语境中,明朝颁历之举还体现出深远的后续影响。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简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关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研究

本探讨了中国东北古朝鲜族的名称问题,箕子东迁古朝鲜问题,“八条之教”问题,古朝鲜与内地中央王朝关系问题等等。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驳正了有关歪曲的观点和不实之论,并对古朝鲜族对中华民族所作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试论朝鲜王朝时期的服色禁制

朝鲜王朝时期服色禁制的颁布主要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等各个方面原因所导致的。文章主要采用试论结合的方法对朝鲜王朝时期服色禁制进行阐述,通过中朝服饰制度对比进一步呈现朝鲜王朝时期制定服色禁制的原因。     

朝鲜王朝的宫廷瓷器--以王室瓷器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从朝鲜王朝初期起,瓷器就是一种重要的贡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瓷器所、陶器所将其作为地方土产贡纳给宫里。贡纳的代表性王室瓷器有粉青砂器和白瓷,其中白瓷尤为珍贵,从朝鲜建国到世宗年间一直是王专用的御器。分院官窑出现后,朝鲜王朝的窑业从初期瓷器所、陶器所的生产体制过渡到前期的分院官窑体制。朝鲜王朝的瓷器发展共分为初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五个阶段,不同时期的生产机制和产品具有不同的特点,窑址分布也有差异。     

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

传世文献中存在《史记》系统与《左传》系统两种夏史体系,二者对于夏早期历史的记载,在叙事空间上一西一东,互不相协,而《史记》系统更受世人青睐,成为后世探索夏史的主要线索。梳理和考证商周时期夏遗的地理分布可知,诸姒之族主要在今山东省境内,姻亲中分布于鲁豫间者,占相当比例;与夏史相关的地与族,亦基本分布于山东及豫东、豫东北一带。《左传》夏史系统不仅与甲骨、金文中的地理线索合辙,也与其他传世文献相关记载互洽,值得重视。对夏文化源头及夏王朝早期史的探索,海岱地区及鲁豫交界地带也需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