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府位置新考

燕王府位置因与元明之际宫殿的营建相关,因而成为备受学者关注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历来有燕王府沿用元大内正殿与沿用元代西内两种观点。本文在对明初王府建筑制度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燕王府的建筑制度的特殊性及其与元代宫殿制度的关联,认为燕王府当沿用了元大内的正殿,并以永乐朝北京宫殿营建过程中的历史事件为旁证,进一步论证了燕王府用元大内正殿的可能性。     

明北京三殿营建采石的重要史料——记河南浚县天启六年皇极殿采石摩崖题刻

明代河南浚县盛产花斑石,北京宫殿及陵寝营建,多次在此采办花石。浚县所发现的天启六年皇极殿采石摩崖题刻,是明代北京营建石料采办的重要史料,为明代宫廷营建史研究和故宫太和殿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石料采办遗迹资料。     

清代帝后印章与宫殿建筑

作为清代宫廷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帝后印章与宫殿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着重探讨了清代帝后宫殿玺与宫殿建筑营建、命名的内在关系,平日里保存帝后印章的具体地点及特点,清官建筑中诸如殿牌、门牌、匾额、对联、贴落等帝后印迹的各种保存形式及特点,以说明印章化在清代宫殿陈设、装饰装修中的影响和作用。     

故宫琐闻

元代的故宫,是明太祖在洪武年间,派工部即中庐陵人萧洵拆毁的。萧洵拆毁时,曾将元宫制度详记在所著"故宫遗录"中。因此,后世研究元代都市规划的,还可以得到一些线索。而在元代营建时,当时的营缮曹司即曾详记了宫殿制作,编为"元内府宫殿制作"一书。这种文献的留     

论朱棣营建北京宫殿、迁都的主要动机及后果

明代北京宫殿,很少有人注意其具体诞辰,实际上在当时官方文献中,记述得十分清楚。《明太宗实录》第一百一十八卷载: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上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诏天下曰: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爰自营建(北京宫殿)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     

明代“匠官”小议

在我国封建社会,任人选官,有从工匠中选拔工部官吏的事例。其中明代选拔的人数较多,作的官也较大。被选拔者职责之一是领导、监督工匠,时称“匠官”。明代从工匠选拔“匠官”,首先是大规模营建的需要。明代先后营建南京和北京城池宫殿,又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城镇。土木繁兴,大工不已。     

天安门是谁设计的

提起北京天安门,早已成中国的标志与象征。然而,天安门是谁设计的呢?他就是我国明代的杰出建筑大师蒯祥。他出生在江苏吴县香山一个远近闻名的木匠家里。明永乐4年(公元1406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30多岁风华正茂的蒯祥被选召入京,授权他设计并领导营建宫殿建筑群。 明永乐15年(1417年),由蒯祥担任主要设计建起承天门。清顺治8年(1651年)重修,改称天安门。 继承天门之后,蒯祥又奉命负责营造乾清、坤宁两宫和重建三大殿,并领导营建了北京城池、九门,以及王府、六部衙署等工程。从而,莫定了明清两代宫殿建筑的基础。因此,在明代故宫的鸟瞰图上…     

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2005～2007年,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第二阶段)相关课题的工作安排,要求在陶寺城址继续发掘,探索宫殿区布局和区划。陶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同样迫切要求我们确定陶寺城址是否存在宫殿区,以及宫殿区所在位置、规模等比较明确的信息。因此,寻找宫殿     

北宋东京皇宫沿革考略

北宋皇宫,又称皇城、宫城和大内,是北宋时期的皇家宫殿,为皇帝议事殿阁和寝宫所在地。在北宋王朝统治的168年中,太祖、太宗和真宗等九帝在此居住。研究北宋东京皇宫的营建与盛衰,对于探讨北宋皇宫的沿革及对其后各代的影响无疑大有裨益。     

明初徐达筑城与元大内宫殿的拆毁——“明代北京营建始末”辨析之一

明北京是在元大都基础上营建的。 元大都城为长方形。根据考古钻探,城的南墙位于今长安街稍南一线,北城墙即今德胜门外土城,东西墙的南半部成为明代北京城墙的一部分。 元大都宫殿共修建了三组,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东岸的一组宫殿叫大内,即宫城,规模最大,西岸偏南为隆福宫;偏北为兴圣宫。大都城建成未及百年,元政权即被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元朝灭亡以后,初兴的明代没有把这里作为都城,只是     

汉代的石阙

研究中国建筑史,常苦实物不足。汉代以前的建筑,既无实物存在,记载又多简略,想具体弄清它的形象、结构,是很困难的。西汉初期营建长安,武帝时营建建章宫,东汉初期营建洛阳,都是历史上极巨大的建筑工程。由记载的描述,可知当时建筑已相当壮丽。许多史籍曾详细记载两汉宫殿;东汉著名文学家班固所作的两都赋,内容丰富,都提供出了关于当时建筑的详细记录。近几年已经开始发掘西汉长安城遗址。以发掘的初步结果与记载相互印征,大大增进了我们对汉代建筑的知识。如再于文献记载、遗址发掘之外,加以若干实物的对照研究,然后再求作出某些汉代建筑的复原图,已不是太难的事了。汉代建筑实物以石阙保存较多而完整;在四川西部的汉代崖墓中     

供宫廷及税官染指的“崇文门”

崇文门,系北京内城九门之一,为明永乐十七年营建北京宫殿过程中,将元代旧城南城墙南移时所建,原沿用元代旧名曰文明门,正统初年更名崇文门。在崇文门外路东、崇外上三条至四条之间,曾有一座不被后人注意的收税衙门。此衙门虽小.但其历史却很长,大约在永乐二十一年,整顿商税定额     

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大型房址的几个问题

下河遗址大型房址F1、F2、F3均为半地穴式五边形建筑,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这种大型建筑是我国宫殿建筑的滥觞。房屋的营建大致包括六道程序,房内的地面均为料姜石制成的白灰铺设。F1为目前所见同期房址中最大者,对认识下河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的组织管理和资源调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

最近的研究表明,良渚古城是一座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设防城址,同时还发现规模宏大的防洪和灌溉水坝系统。古城正中心分布着人工营建的宫殿台基,毗邻的反山贵族墓地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年代比商代的青铜器早一千多年,是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产生的。良渚的大型公共工程和精美的随葬品,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的产物。     

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的性质问题

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还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这实在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自从二里头文化被发现以来,学者们对它的一、二期为同一文化系统不曾有过异议。七七年十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开始发掘,七八年底结束。据《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的报告,二号宫殿的“始建年代在二里头三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带来的新思考

钱山漾遗址最早由慎微之先生于1934年发现。1956年和1958年原浙江省文管会对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2005年,为配合高速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州博物馆联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发掘表明,钱山漾遗址是一处经先民们反复营建居住形成的台型遗址。土台的营建和使用主要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第四阶段是一处属于太湖地区青铜文化-马桥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而土台营建使用的前三个阶段即该遗址的早期堆积是一种目前在太湖地区还处于探索和认识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由于钱山漾遗址早期堆积文化面貌、性质和上海“广…     

战国时期韩国三大都城比较研究

宜阳故城、阳翟故城和新郑韩城是战国时期韩国在进军中原的过程中先后建立的三个都城,这三大都城在选址、宫城和宫殿区以及防御设施和体系的营建、陵区的规划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同时,受不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比如都城性质、城郭布局、破郑风水等。这些异同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探讨当时韩国的社会和历史面貌。     

大明宫考古成果巡礼

唐长安城是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其中一处重要的宫殿区,大明宫可视为其建筑的集大成者。大明宫兴建于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当此之时,经过唐初特别是“贞观之治”数十余年的发展积累,国库充盈,海内升平,远方来贡,开放的大唐帝国恰步入中国历史上少有鼎盛时期。大明宫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营建的,而且它显然剔除了隋太极官布局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     

郑州商城的城市化进程

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过渡期到典型二里岗期,郑州商城从围护宫殿宗庙建筑的小城逐渐发展成内外三重结构的超大型都邑,考古学文化的主体面貌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再趋向一元的过程。郑州商城的城市化进程中都邑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文化面貌却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广域范围内人群和资源的集聚、政治和文化的整合,形成多元文化格局并营建了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都邑,郑州商城在其形成之后逐渐走向一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典型二里岗期晚段,郑州商城达到了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专门的区域和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和制度化的礼仪,全面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     

《营造法式》初探

一《营造法式》是我国八百六十年前讲述营建工程的一部杰出的著作。它的著者李诫,字明仲,宋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县)人。李诫生当北宋之末,于宋哲宗(赵煦)、徽宗(赵佶)之世(公元1086年至1110年),两度在将作监任职,前后凡十三年,对当时的营建工程有相当的建树。将作监是宋朝管理宫殿、城郭、桥梁、邸第、房舍、沟渠、舟车、道路等土木工程的总机关。其领导职名称"监",副领导职名称"少监",下级还有"丞"、"主簿"等职。举凡各项工程如工匠的差拨,以及物料的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