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新论——兼谈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作用不是领导的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兼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进行了组织活动和统战工作。澳门同胞义卖义买,捐输抗战;组织慰问队、医疗队回国服务;赈济难民难童,为难民捐款捐物,为难童创办学校等;有些青年回到祖国大陆参军参战,有不少人为国捐躯。本论述了澳门同胞在中共领导下,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祖国抗战的史事。     

美军和韩国独立武装在安徽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为抵抗,日本侵略,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抗战的正义性,中国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英国、苏联等同盟国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军事、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美国和苏联军队还直接参与了中国战场的抗日斗争,英国军队也曾与中国军队在缅甸、印度并肩作战。韩国自1910年被日本吞并后,     

抗战时期日本对在华外国宗教的态度——基于日本领事馆调查档案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官方针对在华外国宗教展开调查,其中日本领事馆扮演了重要角色。领事馆除了在调研机构和外务省之间传递情报外,还通过下属警察体系直接开展调查活动。在华日侨和在华西人宗教均被其视为外国宗教,其中日侨也涵盖了朝鲜侨民。日侨宗教调查反映出日本对日侨宗教团体的管控和利用,是日本国内宗教政策和政教关系的海外移植。西人宗教调查则反映出日本对西方政治势力与排日运动相结合的隐忧,日本在防范和打压西人宗教的同时,也试图对其加以怀柔和笼络,最终利用日本宗教人士彻底控制了西方宗教。     

山西在北朝的历史地位——兼谈丝绸之路与北朝平城晋阳

山西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多民族汇聚融合的要地。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文献史料相互吻合,证实了山西在北朝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出土遗存来看,汉代起北方游牧民族就不断进入并、代;平城和晋阳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壁画和器物都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及吸收了草原文化的新的汉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其时代变化也可看到北朝文明的发展主线及特点。文章还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大量的外来器物指出北朝是山西与丝绸之路保持最密切关系的时期。     

抗战时期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之经纬——兼谈与蒋介石的关系

抗战时期,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为反攻缅甸做准备。但是陈诚对远征军有不同看法,极不情愿地就任后又多次请辞,一度激怒了蒋介石,令蒋陈二人心生不快。后来陈诚因胃疾辞去远征军司令职务,结束了不到一年的远征军生涯。即便如此,陈诚在任内仍竭尽所能地为反攻缅甸作了大量准备,为日后反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出任远征军司令的陈诚,将与蒋介石的主仆关系处理得十分得当,对其为远征军所做的反攻努力亦有裨益。     

论创意旅游——兼谈上海都市旅游的提升战略

在创意产业勃兴的背景下,创意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逐渐受到了重视。但理论界对创意旅游认知的视角是有差异的,其中：旅游者自我关照视角下的创意旅游着重强调旅游活动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反省,旅游产业发展视角下的创意旅游则着重强调创意思维的延伸及运用。本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分析,对理查德和威尔逊提出的创意旅游发展的三种形式做了进一步阐释,进而结合产业实际重点探讨了上海都市旅游的提升战略。     

剑上的玉饰——兼谈赵卿墓出土的玉具剑

《汉书·匈奴传》：单干来朝,天子赐予玉具剑。《王莽传》：“莽疾,(孔)休侯之,莽缘恩义,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休不肯受。”颜师古注解释“玉具剑”是“标、首、镡、卫,尽以玉为之”,而“标、首、镡、卫”是剑上的哪个部位?根据颜注,“镡,剑口旁横出者,剑鼻也”,     

走出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迷雾——评曹艺《〈苏日中立条约〉与二战时期的中国及远东》

抗战时期,中国、日本和苏联三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远东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1941年4月13日,就在中国抗日战争陷于胶着之际,被中国倚重的苏联却断然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一举措无疑对中国、对远东以及对国际的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国际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苏     

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地位与作用探析——兼谈教育督导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最终以法律形式确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督导制度逐步制度化、规范化,不仅明确了法律地位、行政地位、工作地位,还制定了对教育督导人员的基本要求。有力地保障了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长期未得到认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迄今仍是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但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加以研究。本首先介绍研究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资料情况,回顾研究些一问题的历程,并介绍海外、大陆、台湾的研究概况。然后按内容分别介绍已有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并作出简要评价。最后从总体上对研究现状作出评论和展望。     

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本文所指古建筑采用的解释,大致以清末(或1900年)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统称为古建筑。中国古建筑种类十分广泛,举凡宫殿、寺庙、道观、祠堂、陵墓、碑塔、城墙、堡垒、炮台、园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坛、别墅、驿站、码头、烽火台等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娱乐性的场所及其附属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以及风格独特的民居等都属于古建筑的范畴。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都曾在对日作战当中采取过游击战争的战法。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主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约4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百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之地,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近十个省份。两相对照,抗战期间中共游击战之成功,国民党游击战之失败,显而易见。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战积极与否的问题。①除了中共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之外,中共在敌后能够与农民打成一片,取得其拥护和支持,至为关键。     

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

有关战时及战后初期中法关系,中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于国际关系论著中加以评说,但鉴于大都并非专题研究,论述不免欠全面、深入.其实,这一时期的中法关系相当曲折、复杂,实非线性分析与研究所能诠释.本文在参考中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中法间几次重大事件,重点梳理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客观评价印度支那对中法关系的影响及两国关系的性质.     

抗战时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刺探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信息,是日本实施侵华国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利用庚款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启了“对支文化事业”。其以“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普及科学知识”为名,在中国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刺探搜集资源情报,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包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内的整个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均纳入战时体制,所有调查研究均围绕侵华战争展开,沦为执行日本侵华政策的附庸和帮凶。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华文化机构,其侵略和情报搜集活动才告终止。     

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

日军驻北平甲一八五五部队及其分部是一支反人道、反国际法的,担负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作战任务的侵略部队。在战败投降后的长达两个月时间内,日军充分利用北平地区行政过渡与力量真空状态,彻底疏散其人员,充分销毁其罪证。50年代和90年代中日双方学术与社会各界对其揭露与研究出现明显的高峰,有关甲一八五五部队的资料发掘与研究论著等方面均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其设置、活动、性质及其“活体解剖”等罪行已经被学术与社会各界确认。但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丰富成果相比较。甲一八五五部队研究还显单薄。该课题研究的突破性的进展,需要各方专家和谐有力的合作。发现新资料、或者说“抢救”即将湮灭的人证与物证。更是当前的紧急任务。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游击队述论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经济作战的作用日益突出,日寇封锁我国沿海交通,加紧了对国统区的经济封锁。主要活动于1940年3月——1941年11月期间的国民政府战区经济游击队,对敌施行全面的反经济封锁,牵制并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物资基础,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国民政府的经济游击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侵华战争中的日军“驻蒙军”

隶属于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驻蒙军是百万侵华日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八年侵华战争中,驻屯在东起怀来西至包头的平绥铁路沿线所谓“蒙疆”地区,对沿线占领区人民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驻蒙军的产生、发展及衰亡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相始终的。     

抗战时期中国银行改组述评

本主要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银行的第三次改组,部分地阐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后的财政金融政策。就中国银行改组本身而言,着重就资本构成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作一评析,并通过与第一、二次改组的比较,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和金融界之间关系的变动,以及国民政府加强金融统制的过程。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中国银行的改组。先改其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再把它作为“四行二局”金融垄断体制的一部分,到抗战时期则无视商股股东的意见强行增资和人事改组。这一过程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发展演变。     

论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军事会议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与中国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历次会战态势的变化,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制定并调整了对日作战方针,检讨了各次会战,策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从中反映出蒋介石对形势的估计、对敌我双方军队的认识等,比较能够符合实情,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讲,蒋介石的话是“耳边风”,一吹就过,对国民党军队的劣根性改造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