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施拉姆

美国友人传来施拉姆先生的噩耗,使我非常悲痛,我们是研究毛泽东而结识的好朋友。1980年后,他多次作为这方面的美国学者来中国,以及我应邀到美国访问,我们都开门见山侃侃而谈,使我得益匪浅。2005年我88岁时,他为我写了一篇祝寿文章《李锐是我的朋友》,其中有对我的勉励之言:"我们每次见面,他的直率和富于挑战性的见解总是令我耳目一新。"毛泽东是20世     

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公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批示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所为,有口皆碑。此时,此刻,回忆起了和我有关,使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容我从头说起：     

忆我的父亲吕公威

岁月如流水,逝者如斯。转眼间,父亲吕公威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20个春秋,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他对我们的教诲也时常在我耳边响起。父亲做事认真是出了名的,他常对我们说,不管多么平凡的工作,都要认真做好;无论贫与富,待人做事都要真诚守信。我受父亲影响最大,在精神上、心灵上也是受惠得益最多的。年轻时,我对这一点感觉并不强烈,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阅历的积淀,我的这种感受愈发分明、愈加深刻。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

1945年10月中,我随延安干部团经过20多天日夜兼程行军,从延安经张家口到热河省的承德市,热河省委从干部团中扣下一批干部,把他们留在热河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俄文学校的干部大约留下了五六个人。我记得有何方、苏丹、杨信恭等。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特地接见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顿饭,这是我们抗战八年以来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餐。     

怀念熊蕴竹同志

熊蕴竹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1968年6月熊蕴竹同志被迫害致死,虽已过去20年,但回忆40前我与她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以及解放后多次在北京相见,她那热情和亲切待人的形象,使我深深地怀念着她。1939年,我在贵阳参加读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营的书店)工作,熊蕴竹同志在贵阳     

忆著名爱国人士袁晓园

我国名爱国人士袁晓园女士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我与她20多年来交往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经常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把它记载下来,以表达我对她的怀念。     

“小气”的项南

我和项南初次见面是在1946年10月的涟水保卫战前线,距今已有52年。上海解放后,项南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青年团华东工委第二书记,我在华东海军,时常来往。20世纪50年代,我们又先后调到北京工作。1988年我离休,项南也从福建退下来,两家仅隔着一条     

我与彭老总的一段交往

正1951年1月,我参加工作进了中南海,开始几年在警卫处(后改为警卫局),后因机构改革,工作调整,又到了机要室(后改为秘书局),1971年调出,在中南海工作整整20年。在中南海期间,我常常见到毛主席,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那是我进中南海的当年夏天,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小青年在勤政殿前的广场上乘凉。突然,毛主席出现在我们面前,叽叽喳喳的热闹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只见毛主     

我与日本友人石川一郎先生的交往

我与日本友人石川一郎先生相识将近20年了。我们的相识是由于石川先生捐赠200万元建设三门峡市历史博物馆。从初识到成为好朋友,我们经历了一段难忘的过程。在石川先生即将回国之际,回忆我与他交往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不由得感慨万端。     

坎坷生涯悲壮诗

潘韵先生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他仙逝在我担任院长之后的第二年，当时我因事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一直为此事感到遗憾，总想找个时机，为曾经直接授教我的恩师，说上些肺腑之言。一晃20年，今天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在此隆重集会纪念我国这位优秀的艺术教育家，新国画的杰出宗师，耕耘教坛50多年的楷模，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弘扬开拓祖国文化的先驱——潘韵教授。     

“7·20”，惊心动魄的往事

1967年,我10岁。7月20日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母亲正带着我和弟弟,在黄石路一带逛街。忽然,街上的人群惊慌地四散,纷纷躲入临街商店中。店员们也慌忙关闭店门。我们娘仨急忙挤进一家理发店。     

胡耀邦在湘潭的一些旧事

胡耀邦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回忆起他1962年至1963年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的许多往事,勾起了我这个“普通一兵”对他的无限怀念。当时,我在茶陵县委办公室工作,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参加会议聆听了他的教诲。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关心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回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

1 20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920年12月,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我早闻其名。1923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我们第一次接触。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纳桑铺路焕重彩无私师表引路人——缅怀恩师潘契兹

又是一次天意巧合,2002年8月10日晚10时20分,我与家人随“中国小记西部行”至青海后,共八人赴兰州经嘉峪关落脚敦煌。晚10时40分我师潘絮兹之子潘贺打我手机,沉重地说：“你老师刚刚走了,我跟你说一声。”我急问何时,他说是10时20分。所以我们在敦煌呆了一天,便匆匆返兰州回北京。本来我们要走西藏,却鬼使神差到了敦煌,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先生之意呢(他曾对我们说要最后再去一次敦煌)。     

给毛主席“代耕”的劳动英雄

初识杨步浩1971年延安革命纪念馆从两万多北京知青中选拔20名担任讲解员工作,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当时,招收我们的纪     

“四清”亲历散记

20世纪的1964年至1966年,我参加了两次“四清”运动。那些时日,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我供职的某单位每次都“抽”我们几个最听话的人下乡参加搞运动。由于连年下乡,没有轮换,无任何补助,给我们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因为一旦下乡,个人就要带走全家生活费的三分之一。那时,工资普遍低,生活十分清苦。     

我们一起上珠峰

大齐米:我不会再跟妻子一起登山了我登过三次珠穆朗玛,今年是最难的一次。 5月20日那天天气非常好,没什么风。夏尔巴在我们前边出发,在C2(海拔7790 米)已经搭好了帐篷。我们在从C1(海拔7028米)到C2的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我和妻子拉吉只用了不到6个小时就到达了C2。我1997年第二次登顶珠峰的时候就是     

与杂志一同成长

若不是于沛同志让我写这篇文章,我还真没有想起我们的杂志已然经历了20个春秋。只是当我翻开那一册册的杂志合订本,看着那一页页熟悉的目录,才真实地感觉到这段时光、这段经历的艰辛与漫长。这是新中国史学理论专业创立和发展的20年,也是我个人在这一专业领域起步探索的20年。学界一般将学术团体和专业杂志的出现作为某专业形成的标志。1984年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召开,1987年《史学理论》杂志创刊,1993年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这些都标志着新中国史学理论专业的形成。可以说,史学理论专业的诞生是改革开放社会潮流在史学界的产物。     

我的改革开放研究之路

<正>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历史性变迁,对改革开放有着特殊的情感。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40年时间里,我的追求与目标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1984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选择从事改革开放研究;1986年,被抽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研讨小组从事改革研究;1987年底,脱去穿了20年的军装,     

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

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