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玛纳斯

玛纳斯为新疆北部重镇,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历史。南北朝时期是玛纳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之一,始终处在几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与更迭频繁的中原政权激烈的角逐当中,认识这段历史对挖掘玛纳斯地方历史和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手工业

本文以《水经注》记载的淮河干支水系径流区域为依据,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纺织业、冶金业、制盐业、酿酒业、瓷器业、造船业曲折而缓慢的发展历程,并概括地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兴衰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重要场所。民族融合的发展不仅使各族生活习俗、政权组织等出现了汉化现象,更使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具有了更深刻的认同,从而促成了统一王朝的形成。民族融合发展的原因是山西独特的地理条件以及内迁各族主动的政治文化改革。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进行慨述,旨在说明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西域各民族交错杂居,共同劳动,互相学习,为祖国灿烂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之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如何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一时期的正统之争停留在阴阳五行阶段,本文将从这个角度逐次来分析各个政权的正统之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香炉——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熏香习俗

魏晋南北朝铜香炉可分为熏炉和熏斗两大类,总体上为汉代铜香炉样式的延续和发展,而形制有所简化。装饰艺术方面有所创新,融合新的时代因素,与同时期的其他生活家居用品风格配套。尽管受到瓷器制造业兴起的影响,铜香炉仍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熏香习俗更加普及,内涵更为丰富,生活用香和宗教用香在文献中有不少记载。香料、香具和熏香习俗也随着贸易和交往传播域外。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独尊的地位倾于崩溃,使史学获得一个充分发展的机会,作为史学的组成部分史注也得到了发展。史注由训诂向各个方向发展,同时旧式史注数量大增。     

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州的行政建制

泰州为长江三角经济区新兴的中心城市之一,历史悠久,有凤凰城的美誉、“水陆要津,咽喉据郡”之称。学界对泰州的名称演变、风土人情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对泰州行政建制的演变也略有涉及,但主要侧重在唐宋之后。本文则主要从有限的资料中,探讨魏晋南北朝这一大分裂大变动时期泰州的行政建制。     

魏晋南北朝生育风俗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男轻女生育观念,使各种迷信的求子活动大行其道,孕妇保健和胎教初具影响,生产与养育也产生了一些约容俗成的做法,并积演成为一定的风俗习惯。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区别,使各个家庭在相应社会资源的享有和占用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等级观念在生育风俗上清晰可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北方农业仍在向前发展：一、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大的进步,牛耕得到广泛普及,畜力耙及牵引软套都被发明出来,传统的耕一耙一耱北方旱田耕作体系形成。二、继承汉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强调“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发展区种法,重视提高单位面积效益。三、农业中畜牧成分增加,是北方农业适应外部变化的一次重大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增收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总体看来,是进大于退。     

魏晋玄学与日本物哀文学思潮

在东方古代文学史上,中日文学关系格外密切。中国对日本文学影响很大,特别是中国的魏晋玄学,在思想领域,对日本古代重要的物哀文学思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稿着重从时间层面、社会背景层面、文学思潮本身层面、两种文学观差别层面、对社会影响层面考察两种思潮的关系。     

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之变化

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均发生较大变化。魏晋时,考功郎掌百官考课,隶属于吏部尚书;南朝时,功论郎取代考功郎掌考课,隶属于都官尚书;北朝中后期,考功郎中掌考课百官及考试秀孝,隶属于吏部尚书;隋及唐前期,考功郎中、员外郎之隶属及其职掌略同北朝。唐中期以后,考功郎中、员外郎专掌京官与地方官的考课,策试秀孝的职责则转归礼部。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的变化,反映了尚书省机构的职能调整及选举与考课各司其责体制的逐渐形成。     

近十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女性史研究述评

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女性史的研究已呈现出可喜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婚姻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婚姻文化也相对开放、自由;同时,女性诸多方面的社会地位也明显提高,但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仅仅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女性依旧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另外,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儒学的衰微,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促进了女性生命意识的复苏,人格的觉醒和理性的重新发现。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女性的研究是范围广,层次多。角度新,但依旧不够全面,宏观胜于微观。     

论魏晋士人“孝先于忠”的观念

"忠"、"孝"是中国古代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二者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通常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时期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     

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

自官品出现之初,秩级和官品便不对应,终魏晋南朝之世一直如此,并且秩级逐步简化,到陈时仅剩8个秩级。魏晋南朝时期,秩级与官品是并行不悖的两个系列,秩级来源于先秦的稍食和月俸,与职务的繁简、职责的轻重相联系,具有职位分等的色彩,叙定同一系统内的职位等级;官品来源于汉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叙定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下,规定官员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二者相互结合,共同叙定同一部门内职位和官员身份的高低。魏晋南朝官员的俸禄与具体的职位相联系,既与秩级和官品有关,也与职类有关,没有一个皆准的规律。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淮河流域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各个战争间歇阶段,尤其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南北政权统治区内的商业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南北双方间还存在着边境互市和以流域为中介地的聘访换货的贸易关系。商品交换媒介是谷帛、钱币并用。从总体上看,军事、政治成分重于经济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突出特点,但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淮河流域城市的经济成分明显增长。     

论魏晋名士的超越

魏晋名士的精神具有独特的超越性,表现为超越名教、超越世俗、超越政治的特征。这种超越性具有个性自由的精神层面和任情逍遥的外观层面。此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挤压,而魏晋名士的生存状态则是其内在动力。魏晋文化以其自身独具的超越性,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