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特征

一、以人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民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位,既不同于“以官为本”,又不同于“以人为本”。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以人民为本位,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     

中西经济法传统文化基础的差异性分析

中西方经济法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其传统文化基础差异显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强调对立,中国提倡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主张竞争,中国倾向谦让;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以集体为本位。     

跨文化交际与语言行为——论日本语言的社会文化特征

作为文化要素的语言行为人有个性,人的群体(社会)也有个性,群体的个性称为“文化”。笼统而论,文化是人类在群体中后天创造、保持,并作为传统由群体成员因袭的意识形体和生活方式。具体地说,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能力、习性等复合体。     

论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

自“五四”以来,每当论者就中西文化特征作比较时,常见列出若干个对照项目,展示其异质或异趣特性。诸如:前者主静,后者主动;前者强调和谐统一,后者强调竞争与分离;前者重义,后者重利;前者重农抑商,后者重工重商,前者重人治,后者重法治;前者尚专制,后者尚民主;前者以家族为本位,后者以个人为本位……等。直观地看,这类比较似乎颇有道理,但如认真校诸于史实,就难以令人信服。如说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虽也可以举出一些依据,但人们也可从《易经》和《论语》等等典籍和众多史书中列举出一大批实例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主动而非主静的;而且,不少西方     

试论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化石——义门

(一) 中国古代有一种“同财共居”的家族公社,过去有人这样描述它:“百子千孙,居则同堂,出则同门,食则同餐,男无二心,女无间言,帑无异帛,橐无私钱。”历代封建政府认为这些家族体现了儒家仁义孝悌的原则,以故旌表其为“义门”。义门——或称家族公社,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生产消费共同体,它是世界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一种甚为普遍的社会组织。以恩格斯描写的日耳曼人为例,他们“在罗马时代的居住区……不是由村落组成,而     

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

东汉末年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结党谤政．对抗皇权及宦官势力,这种离心倾向源于皇权提倡儒学意识形态与维护权力平衡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皇权提倡的儒学本位的教化政策．导致以太学生为代表的“通经”之士的增加;但同时皇权又扶植宦官势力进入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及士大夫势力．皇权的两种努力结果相互冲突．太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受阻。由于皇权不能有效地解决太学生的“致仕”出路问题,引发了太学生的离心倾向。     

文化转场、个人的非遗与民族共同体

在相当意义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结是大国政治博弈与话语权争夺的结果,非遗保护运动的展开很快演化为文化治理的政治技艺。长时段观之,中国的非遗保护运动延续了传统中国文化演进的上下回还、流转的内在逻辑。现代民族国家意涵的凸显与赋予,加强了不同阶层、群体、行业、地域文化的自我澄清以及一统性。家国情怀的激发,则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然而,受镜头美学和行政管理逻辑支配的“馆舍非遗”保护模式,使得非遗保护运动的表述和实践多少背离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服务传承主体的初衷。要使非遗工作进一步发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功用,就须将“馆舍非遗”还归于民,将源自民俗的非遗再民俗化,使之成为真正支撑人之“生”的文化。如此,“个人的非遗”也就有着革命性的内涵,对于相关学科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筑牢和世界范围内的非遗保护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1935年1月10日,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这就是所谓的“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它引起了一场“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激烈论战,长达半年之久。这场论争,是近代文化史上颇引人注目的事件,本文拟作初步探讨。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开头便耸人听闻地指出:“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因此     

再论西周孝道

西周孝道乃血缘晚辈对长辈的伦理规范 ,其所涉对象并非所有族人 ,仅仅是血缘长辈。西周孝之奉养内涵随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变化而变化。西周庶民阶层的孝行主要体现为奉养父母 ,贵族层的养老更倾向礼仪化 ;承继父祖之业的孝行主要为统治阶级所强调与实践。人世奉养父祖之孝通过“祭献”推及冥世祖考即为“享孝”;追溯、缅怀父祖之德与业 ,以承其志、继其业即是“追孝”。享孝、追孝祖考能强有力地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这便成为“享孝”、“追孝”盛行于西周晚期的重要原因。     

浅论传统节日——春节里的禁忌

传统“佳节”,在起源故事上往往是纪念先贤人物的离世或群体遭遇忧患,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有种种的禁忌。在春节“过年”的禁忌中,包括言语禁忌、行为禁忌、食物禁忌、特殊物品使用放置禁忌等。以遵守群体共处活动的规则、传承共同体文化认知、祭祀天地山川祖先鬼神,衍生出的禁忌民俗活动,有慰劳感恩、寄托美好的愿望等传统文化内涵。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贵州”的建设——以贵州文史研究馆工作为例

敬老崇父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票志。该文以贵州文史研究馆为例,通过五十五年工作回顾,将中国老年知识分子的“老有所养”赋予新的含义。针对后工业化和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省情,强调以新的视角,将“多彩贵州、绿色贵州,文化贵州”展示于人,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独特作用。     

仲爯父簋铭文所见人物关系与宗法史实——兼论“南申”“西申”的名号问题

南阳出土的西周晚期仲爯父簋,其器、盖铭之间存在异文,一作“南申伯大宰仲爯父厥辞”,其余三件则作“仲爯父大宰南申厥辞”。通过语法结构的分析和对比可知,两种句式的主干成分是基本一致的,均为主谓结构的“南申厥辞”,意即“南重申了仲爯父的命辞”。据铭文所云,“南”的身份为“仲爯父”家宰,受后者之命作器祭祀二人的祖考。结合周代贵族家族的作器制度和祭祀通例来看,“仲爯父”与“南”当为同一宗族内部的亲属成员。其中,“仲爯父”身为宗子,对整个宗族的作器与祭祀活动拥有支配权,而“南”的宗法地位低于前者,所以要服事并听命于“仲爯父”。仲爯父簋铭文的重新释读与相关史实的钩沉,有助于考察“南申”名号之缘起及其与“西申”的关系问题。     

中国文化的特质

从文明起源的方式来追寻中国文化的基因,我们发现中国文化重血亲人伦的伦理型特点。由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用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和调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伦理即人伦之理,论及人们之间长幼、代系、辈分的有序关系,《说文解字》云：“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日道也。”从语音语义上说,“理”也是由“玉”和“里”构成,     

从“燕行录”看清代盛京城“非汉”群体

燕行使基于“满汉差异”之比较,形成有关清代盛京满洲群体的族际认知,其对满洲人“满洲本色”的捕捉折射出盛京满汉社会文化的交融与张力。相较满洲群体,由于“华夷”意识与“异质”文化的冲击,燕行使站在“汉本位”立场,对盛京蒙藏群体的质疑与批判更为强烈,并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燕行录”叠合“他者”与“异域”的历史镜像不仅呈现出跨族际的文化汇聚与碰撞,同时亦对思考清代边疆民族带来更多启发。     

浅论“非遗”保护要扎根村落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在村落。何谓“村落”?《辞海》给了六个字的注解:“乡人聚居之处”。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生产生活中聚族而居建造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村民在世世代代劳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文化。它是“以一定村落共同体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体制、观念和心态”。它包括节日文化、习俗文化、信仰文化、制度文化、家庭文化、民间语言、民间文学、美术、舞蹈、戏曲、曲艺、杂技、武术、医药和各种传统技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胡适全盘反传统论”辨析

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在大著《中国意识之危机》中指出:“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认为胡适是思想文化整体论者和决定论者,又以西方文化为本位,虽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在情感伦理上的制约,主张渐进地改革中国传统,再造中国新文明,但在本质上无疑是趋向西方文化的全     

日本近世大名家训中的武家政治思想

近世日本是建立在武力统治和身份统治基础上的封建家族国家,虽然其以中国的儒学为统治思想,但是统治阶级始终坚持尚武为立国之本,把尚武习武看成是执政者和有教养者的重要标志,认为在治世能保持尚武精神的武士才是真武士。关于君臣关系,在“家”观念支配下,他们认为君臣关系是建立在同一家族共同体基础上的,家臣与主君同样对家的延续兴亡负有责任。他们的忠君观念具有家族主义和集团主义色彩,具有超越主君个人而把家国作为忠诚对象的特征。近世武士阶级在中国儒学的影响下,能够自觉地从治国安民这一政治角度考虑百姓的生活,并且达到“为国家人民立君”这样的政治高度。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中国古代非“户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有子嗣时必须实行法定继承 ,在有承分人即非“户绝”条件下实行遗嘱继承 ,是为社会习俗认可并受法律一定保护的社会现实。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的特点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能采取遗嘱继承方式的被继承人有严格的身份地位限制 ,即只能是父祖尊长 ;二是由于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赋予父祖尊长支配财产的特权 ,因此他们也拥有一定的遗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