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八旗牛录起源时间问题再探

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军政组织,努尔哈赤政权的建立、发展,与之息息相关。因此,牛录起源的具体时间,早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由于现存献有阙,诸位学莫衷一是。本另辟蹊径,从努儿哈赤政权基层军政组织的起源人手,重新探讨牛录的起源问题。认为八旗牛录制度的形成,并非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问点,而是经过了“狩猎之牛录”、“部落之牛录”、“八旗之牛录”三个发展阶段,最终确立。     

"八旗子弟"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八旗子弟"一词解释为"提笼架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是对"八旗子弟"内涵的歪曲,以偏概全.清代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组织,是清王朝立国、维护国家政权之本,清代八旗包括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在旗者统称为"八旗子弟".在清代历史中,在八旗子弟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为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做出了诸多贡献.     

清朝八旗 谁是老大

正八旗制度是清朝独创的兵民合一的政治行政与军事组织,出征时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以示区别,所以又称"八旗"。其中正黄旗、正红旗、正蓝旗、正白旗为纯色;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为正色镶红边;镶红旗为红色镶白边。起初只有八旗满洲,后来被征服的蒙古人、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但其核心还是八旗满洲。八旗制度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完备于     

论八旗入关前民族人口的迁徙集结及其作用

在入关之前,八旗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征战迁徙集中大量女真(满洲)、蒙古、汉人等民族人口,以增强后金(清)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并逐渐具备了与明朝抗衡的能力。与此同时,征服其他部族与民族的过程,也是对原处于分散状态下的部族与民族整合的过程。八旗制度既是这种整合的方式,也是这种整合的结果。正是这种民族人口的迁徙与集结,不仅催生了"满洲"的诞生和"大清"政权的出现,而且使八旗制度更加完善。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中国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典型性。同时也为多角度研究八旗史与民族关系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因此从八旗入关前民族人口迁徙集结的角度研究这一段历史,也就有了重要的意义。     

从广州“满洲话”谈八旗“军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关系

广州八旗讲的是与满语、广州本地话不同的广州"满洲话",各地八旗军营说的话也与当地话以及满语有区别的"满州话".八旗驻防军的语言基本一致,都有北京话的语调、北方话的乡音、也有满语的词汇,还有本地话的混合.八旗军队的话就是八旗军话,是雍正皇帝推广的普通话的主要语言标准,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祖先.     

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设计了身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方案。"八和硕贝勒",有时泛指八旗的和硕贝勒,有时也可理解为是八个和硕贝勒。由于旗主也称和硕贝勒（和硕贝勒不一定都是旗主）,所以这"八和硕贝勒"便有可能是指八旗八个旗主。那么,与共治国政制联在一起所称的这"八和硕贝勒",究竟是泛指八旗的诸和硕贝勒？还是指八旗旗主？进一步说,努尔哈赤在天命后期是否规划了由八个旗主共治国政的制度？若果如此,这八个旗主又是何人？由于没有明确记载,且史料缺乏,至今仍是个谜。由于它关系到当时八旗制度的演变…     

八旗圈地制度的辐射：清初拨补地考实

顺康时期,清廷在京畿五百里实行大规模圈地,设立八旗庄园,同时把其他州县的土地作为补偿拨给被圈的民人,即"拨补"。拨补地虽然不属于旗地,但其产生与旗地政策直接相关,拨补时间、拨补区域均随八旗圈地的进展而定。拨补地位于旗地外围,以北京城为基点逐层向直隶南部地区推进,分布于直隶8府、2直隶州所属67个州县境内,以及包括宣府镇在内的卫所系统诸地。直隶南部州县虽然没有旗圈地,却依然通过拨补地的实行间接受到八旗制度影响。文章围绕拨补地形成、分布与八旗圈占旗地的紧密联系,思考八旗制度对直隶的非八旗人群、非八旗区域的辐射性影响。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八旗十论》——八旗研究之作

由张佳生撰写的《八旗十论》一书,近日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以八旗为研究对象,从八旗入关的作用与影响、八旗意识、八旗人口迁徙及其效果、八旗制度对满洲在民族整合、社会整合及文化整合中的作用,以及“汉人满化”现象论析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阐述。同时在提出“八旗文学”概念的基础上,对八旗文学的分期、八旗文学的形成基础,以及八旗诗歌的主要风格和形成原因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八旗是以满洲为核心,以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为羽翼组成的等级森严、制度严密的社会集团,民族成份的多样性和管理方式的有序化,使八旗制度和八旗具有了多方面的独特性和社会功能。八旗意识和旗人观念的形成,以及八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成为研究八旗及八旗制度的重要内容,全书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均有新颖之处。《八旗十论》——八旗研究之作@海燕     

论八旗文学之分期

论八旗文学之分期张佳生“八旗文学”是指八旗制度产生直至解体这一时期由旗人创作的文学。在研究满族文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同处于八旗制度之中的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处于同一生活环境之中,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是相同的方面却是主要的。在八旗...     

论“八旗诗派”之崛起——以清初诗歌总集收录八旗诗人情况作为考查点

清初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是八旗诗歌初兴、摸索、发展、成型的时期。清初八旗诗歌虽然在作者数量和作品质量上都还有待提高,却已经引起清初诗坛的关注。这点,在清初人编辑的清诗总集中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通过对清初诗歌总集收录八旗诗人及作品情况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迟至康熙中叶,八旗诗人群体的特殊地位已经显现,或谓"八旗诗派"已经崛起。     

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问题

清代的额设制兵,主要由八旗与绿营两大部分组成。由于二者问具有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性质,所以以往研究清代兵制者,都是谈八旗者专谈八旗,论绿营者仅论绿营。本文从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问题入手,详叙八旗“军标”设置的原因、时间、过程与性质,重点在剖析清朝统治者建立军标的深层用心,从而探讨清前期八旗汉军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与绿营之间的关系。     

简论清代旗人出旗

八旗既是清代重要的军事组织,也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它既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也称为"旗下人"。在清代,旗籍对于旗人来说极为重要,取消旗籍也就意味着旗人身份的豁出。     

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研究述评

清代宫廷戏剧在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也是"故宫学"的重要领域,八旗戏曲活动讨论是宫廷戏剧研究的自然延展.因而,对晚清民国八旗戏曲活动的整体考察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提供智力支持.学术界近年来对包括顾太清、子弟书、车王府、八旗子弟观演剧等在内的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也存在热点集中、盲点较多等客观问题,在论述层次与学术视野上还有待开阔.     

口述与文献双重视野下“燕王扫北”的记忆构建——兼论华北区域史研究中旗人群体的“整体缺失”

在"燕王扫北"、"山西洪洞大槐树"等传说研究当中,族群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主要关注点。遗憾的是,如此研究思路之下,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广泛居住在北方地区为数甚众且极为重要的八旗群体,却几乎没有进入学者的视野,这种"疏漏"普遍存在于清代的华北区域史研究中。金、元以降,华北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国家权力对其基层社会的渗透,较之其他地域更为普遍而深入。清代的八旗制度和旗人文化,对当世乃至近现代华北农村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由此造就了华北与其他地域不同的诸多社会特性。然而目前的清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相关论述,大多将所讨论对象默认为汉人,在汉人的语境中展开论证,造成旗人群体的"缺失"。这种状况势必会引起研究中的一些误判,甚至导致某些方向性失误,学界应对此给予重视。本文试图以"燕王扫北"等传说为切入点,对旗人群体在华北区域史研究中的"整体缺失"做出反思与匡正。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清朝八旗制度内部民族关系学术回顾

八旗制度是清朝历史中颇具特色的一项制度,它是一项集政治、经济、军事等为一体的社会组织,中外史学研究者对此问题均有关注,并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仅就八旗内部的民族关系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八旗内部的民族关系是不平衡的,八旗满洲处于核心地位,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次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经过近三百年的涵化,他们之间的民族界限逐渐消失,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一部开拓性的清史力作——评《满洲认同“法典”与部落双重构建》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徐凯教授新作《满洲认同"法典"与部落双重构建——十六世纪以来满洲民族的历史嬗变》一书,是近些年来少见的一部开拓性的清史力作。该书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为基础研究蓝本,参照《皇朝通志·氏族略》、《钦定八旗氏族通谱辑要》和《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等经典进行对比研究,突破了满学研究,特别是清前史研究中诸多难解之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段历史资料的空白,给出某些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