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嘉庆朝的遣犯改发

自发遣刑创设起,遣犯配所经不断调整,逐渐产生了外遣东北、西北与发往内地相结合的格局。嘉庆朝的遣犯改发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缓解管理压力的需求成为此时期改发遣犯的直接动力和主导因素,以新疆、内地为主要配所的新格局形成,东北作为外遣配所的功能大幅下降。此调整虽可维护东北秩序,却加重了新疆和内地的管理压力,也为发遣制度乃至清代流放体系的衰落埋下伏笔。这背后可能隐含着发遣制度瓶颈及其影响在嘉庆朝的扩大化问题。     

仕途以外:清代士绅的文教作用——以长洲彭氏为例

清代的很多士绅在居乡期间,乐于承担地方社会众多文教类事务。他们以"经世"的情怀积极行动,或为宗族文教提供经济支持,或在地方教授生徒、经理文教活动、募修文教场所。这些作为一方面是对政府在地方社会统治的一种有益补充,对普及提高民众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居乡士绅提供了仕途以外的另一种追求,即以知识为资本,实现经邦治国、济世安民的理想抱负。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清代捐输研究述评

正捐输又称捐助、报效,是指臣民将个人财产捐献给国家的行为。中国历史上的捐输可追溯至汉唐时期,当时偶有发生;宋明时期的捐输主要集中于灾荒赈济。至清代,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加以鼓励,不论是赈济、仓储、地方公共工程等地方公共事务,还是战时军需筹集,捐输均成为重要的经费来源,是地丁、盐课、关税等常规财政收入之外国家汲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渠道,为政府在短期内筹集数百万两甚至数千万两白银提供了可能。对清代捐输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清代的国家财政制度,反思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流放宁古塔(下)

<正>这里是黑龙江省海林市,也就是清代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旧城。顺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因"南闱科场案"被流放的吴兆骞、方拱乾等八名举子及家人,历经一百二十多天,到达了这里,开始了生死未卜的流放生涯。     

清代中央政府赈济台湾的政策与实践研究——以《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清代卷》为中心

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的赈济,是在中央统一的赈济制度框架下,由中央政府主导统管、地方官吏组织实施,遵循清朝律例规定的赈济程序,采取与内地相仿的赈济措施,以国库存银、饷银、关税、地方存留等官银为主要经费来源,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既一体赈济、又加意抚恤的赈济政策,说明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有效管辖与治理,彰显了台湾与大陆密不可分的法缘相循关系,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了清代台湾与大陆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的历史事实。     

乾隆朝铸币与GDP的估算——清代GDP研究的一种路径探索

清代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府发行货币,提供了货币经济下清代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动力,中央铸局和地方铸局的货币投入于兵饷、政府人员薪水、工程款等,从而成为GDP来源的重要部分。乾隆朝是清代铸钱量的最高峰,中央钱局铸钱成本和数量构架了清代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称之为"铜政"。这一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对GDP的贡献应当注意。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相应的经济学传统所提供的清代经济数据核算也是一种新的清代GDP研究的思路。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寻找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下）

进入新疆,到乌鲁木齐还有很长一段路途,这段古丝绸之路几乎都己被沥青覆盖,成为省道、国道的一部分,让我们后半段的考察在速度上有了飞跃。清代流放犯当年曾经步履沉重地走过这条路,古老的丝绸之路和他们的精神旅途重叠在一起……     

民国时期高平城内的钱庄和当铺

钱庄是我国旧社会的一种信用机构,有的地方称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早期的钱庄大都为独资或合伙经营,规模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放款业务、开发庄票外,少数还发行银钱票.小的钱庄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当铺亦称典当,是旧中国以收取衣物等动产作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典当中规模较小而取利重者,称押当铺.亦称小押典或小押当.在乡镇中领用典当之款以作资本,押得物品再转押于典当者称代当.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浅谈清代文人流放之地——宁古塔

位于黑龙江省的海林和宁安市的宁古塔是清代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流放地。300多年前的宁古塔尚未开化,气候严寒,人烟稀少,号称"荒徼"。据史料,仅在清初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浙东通海案及文字狱等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就有数千人。更有无数不知姓名的流人永远地留在了宁古塔,再也没有回去。本文主要谈谈清代文人的流放生活。     

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以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外事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外事制度是地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以党政关系变化为主线,经历了循序渐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地方外事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制定大政方针、政府具体管理外事工作的"政府主管"模式,发展到50年代中期地方党委和政府均设立外事机构、分工领导地方外事工作的"党政齐抓共管"模式,并在50年代末确立了地方党委和政府外事机构合署办公的"党政合一"模式。考察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对于深入认识地方外事制度、更好地发挥地方外事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清代地方诉讼中的“客民”——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客民是清代地方诉讼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樊山政书》所载案件来看,客民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上控的案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仅在对方当事人的道德被官员否定时才会出现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清代社会价值观对客民进行否定;官僚制度设计使得地方官员偏袒本地民众;客民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等。这种历史现象对今日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清代奏折制度浅论

奏折作为官员的上行文书为清代所独创。顺治帝有感于题奏本章存在的缺陷,在小范围内试用了奏折,康熙帝在位期间将其推广到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雍正帝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奏折,清代奏折制度在雍正朝基本确立。     

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分配与利用

清代滏阳河流域各县筑闸引水灌溉农田 ,但各县存在着激烈的争水矛盾。清代国家和地方政府发挥其社会职能 :调整行政区划 ,促进水资源流域内统一管理 ;建立分水制度 ,调节了共同用水和均平用水。这些 ,对今日北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试论清代死刑复核制度——以秋审制度为例

清代在继承明朝基本司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秋审制度。秋审作为一种死刑复核制度,是由中央官员对死刑监候案件进行复核审录,以决定最终刑罚,其与中国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死刑复核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从大的层面来看,清代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期,因而可以说清代所处的历史地位也决定了其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地位。本文旨在以清代秋审制度为探讨对象,梳理清代秋审制度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双重执行步骤,以史料分析为基础,浅析清代秋审制度对中国法制历史的影响。     

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

<正>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未建立起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间经营活动一直受到政府诸多限制,政府也一直在市场上垄断了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和经营领域。如钱穆所说:"汉武帝以后,对社会上可获大利的工商业,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私人自由经营。因此,对农业则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对工商业则限制发展。"(《国史大纲》,第67页)。经济史家把此种经济体制概括为"国家统制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由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垄断关键行业和     

1930年夏被苏联流放的“富农”的处境——基于“口述”史料

1930年夏,大部分流放的"富农"到达了特殊移民地。但由于苏联政府大规模、迅速地迁移"富农"时几乎没有任何计划或准备,地方当局以及工厂企业在迁移和安置"富农"特殊移民类型运动过程中迫不得已"临阵磨枪",而流放"富农"家庭却会为此承担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后果,譬如住房短缺和拥挤、食品短缺。本文拟基于流放"富农"子女"口述"史料,以期探讨1930年夏在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地的处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