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原因分析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变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一土地政策的制定并非偶然,主要矛盾的变化,调动地主和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等原因使得中共制定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事实证明,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团结了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     

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

受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影响,莒南县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在地权分配状况上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平原区地权集中,多大地主,租佃关系发达,多采取土地大块出租的方式,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富农大佃户居多,地主采取的剥削形式以地租剥削为主;低山丘陵区地权分散,多经营地主,租佃关系少,且多小块出租,自耕农占绝对优势,在剥削关系上也以雇工剥削为主。中共地方组织在贯彻中央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时,既要考虑当地特点,又要保证中央政策的执行,因此,不得不采取变通形式,针对平原区多大佃户的情况而采取“拔地”、针对低山丘陵区雇工经营发达的实际而采取“增资”,以及其他诸如“找工”、“借粮”、“找问题”、“开斗争会”等措施,使地主富农的地权及其他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使减租减息运动在客观上达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     

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农村经济关系的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过去激烈变动封建土地关系的土地革命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是在承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既主张农民有减租减息的权利,又保证地主和放债者可以按规定的地租率和利息率收租收息。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     

20世纪30年代广西新桂系土地改革研究

20世纪30年代,广西新桂系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理论动力,试图以和平方式改良土地租赁方式,实现地主富农与承租农民的共赢,以促进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巩固新桂系的统治地位。然而其制定的诸多政策虽有进步意义,却未得到较好实施。政策与实践的巨大反差,致使农村土地关系不但没有得到改良,反而进一步恶化:土地占有更为集中,土地使用更加分散,更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农民生活更加困苦。新桂系3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失败告终。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

土改前后有的学者宣称,旧中国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６０％到８０％的耕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各省土改档案及农村调查资料中了解,占人口６％至１０％的地主、富农,据有全国２８％到５０％的耕地。而占人口８４％到９０％的农民。仅有５０％到７２％的耕地。至于土地经营方式,各省都以出租为主,只有少量土地由农民自己经营。     

中国农村50年:农业集体化道路与制度变迁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５０年,是一部不断探索和创新制度的历史。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经营。每一步探索和改革,中国农民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也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最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亿万农民找到了一种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这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府于１９５０年６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①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耕者有其田”…     

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

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上述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说。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抗战胜利后中共土改运动之考察（上）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土地政策从战时的减租减息,到1946年相对温和的＂五四指示＂,继而于1947年一跃转向比较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48年中共中央反左纠偏。很多年来,许多研究中共土地改革史的学者,对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到底是中共高层对实际情况判断错误,还是康生、陈伯达的做法和汇报作了误导？著名...     

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晋察冀边区政府正是通过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两个政策来汲取资源,以争取地主和农民的支持而进行持久抗战。统一累进税的负担面达到了80%左右,原来不承担赋税的贫苦农民也承担了统一累进税。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减租减息在统一累进税之后被赋予新使命,可以视为是对缴纳统一累进税的农民的一种补偿。地主处于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夹击之下,游走于去地与收地之间。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的实施过程中充斥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政府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增加农业产出这一点上,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达到了融合,既扩大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晋察冀乃至华北敌后的持久抗战。     

北满根据地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取农民政治信任研究

在北满根据地建设初期,由于广大民众缺乏阶级意识,以及盲目的"正统"观念,使得一直以人民尤其是农民为坚强后盾的中国共产党一度陷入孤立。中国共产党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配开拓地满拓地等运动,给予了广大农民以切实的利益,并将利益分配与解构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冲破重重阻力,使农民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达成了高度一致,由此获取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为后来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划分富农标准的演变及其特点

从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进行土地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富农阶级被消灭,中共划分富农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它的变化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表明了中共对富农阶级认识的深入。同时它的演变与地主和中农标准的演变紧密关联,从而使得这一标准的执行越来越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中共富农标准的演变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到质和量的双重界定再到补充完善的过程。这一演变凸现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抗战时期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研究

从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西进始,到1945年10月淮北二分区调整为华中八分区的一年多时间中,淮北二分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到1945年5月是据点式减租减息阶段。第二阶段,从1945年6月到10月是较普遍减租减息阶段。对抗战时期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的考察,可见中共减租减息政策提出和执行并不完全同步,而存在时间差。佃户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是否积极,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不是其认识问题,而是中共力量是否强大及政权是否稳定。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再思考.在诸子平分家产制度、乡村社区生存伦理和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土改前夕乡村土地的集中程度和租佃率都远远低于中共领导人的估计,因此土地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的前前后后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下称《土地改革法》),是根据建国初期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制定出来的。这部新的《土地改革法》对过去土地法大纲中的若干规定进行了修订,其中最大的变动就是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的政策。它为新区土改提了法律依据,对于迅速恢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     

见证当年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上)——老报纸中的城市旧闻

<正>史料记载,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从     

刘少奇与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心工作之一。当时,在紧张的革命环境中,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支持战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刘少奇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代表中央起草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和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发表了许多关于土地改革的论著和讲话,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党员阶级成分的下降及其影响

土地改革后,农民一般地都要求"单干",对农业合作化兴趣不大。农村党员亦不例外。为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一是处理富农党员的党籍问题,二是积极发展贫下中农党员。结果,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以党员为中坚力量的农村基层干部的阶级成分普遍下降。这种下降在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完成的同时,也产生了若干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和"揩油"等现象。